林彪、江青一伙利用这一情势，有计划、有预谋地将这些材料择要报送毛泽东，有的并在一定范围内印发传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形形色色的揭发材料，包括说刘少奇三次被捕叛变等假材料，源源不断地都通过各种渠道摆到了毛泽东的面前。

　　不难想见，当毛泽东接二连三地读到和听到这些材料时，不能不为所动。特别是毛泽东原先闻所未闻的所谓刘少奇历史上几次“被捕叛变”等情况，终于使他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刘少奇的看法。从毛泽东以后的多次谈话看，在这些连篇累牍的材料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所谓“被捕叛变”问题。后来他在同外宾以及内部谈话中，在讲到刘少奇问题时，一再说“那时还不知道他的历史情况”，是“我们红卫兵现在查出来的材料”，并多次讲了所谓“被捕叛变”的例子。

　　其次，随着“文化大革命”局势的疯狂发展，“打倒刘少奇”逐渐成为运动进程中所不得不采取的步骤。进入1967年以后，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全国各地造反派纷纷抢印夺权，派性恶性膨胀，局势混乱不堪。毛泽东虽然采取了命令解放军“三支两军”、号召大联合、停止串联等一系列措施，但未能奏效。这种骑虎难下的局面，很需要有一个表面上符合运动逻辑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统一各方面的思想。当时已经别无良方，只有把刘少奇的性质再次升级。

　　1967年2月前后发生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老革命家拍案而起，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激烈批评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同时，所谓“向走资派夺权”的部署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干部群众的不满，受到了普遍的抵制。毛泽东既然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种行为，于是认为运动遇到了“刘少奇代理人”的抵抗，“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这样，为了击退所谓的“复辟逆流”，为了通过“集中矛头、团结对敌”来克服派性，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全国性的动乱，就不得不一错再错，把刘少奇问题彻底端出来。

　　林彪、江青一伙在打倒刘少奇问题上起了极为卑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除了不断向毛泽东递送诬陷材料外，还利用各种机会煽风点火，在群众中制造打倒刘少奇的舆论，使之成为既成事实。

　　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在中南海西门单独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指使他发起打倒刘少奇的行动。果然，蒯大富回校后，立即筹备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的大规模行动，即所谓“12·25大行动”。12月25日，蒯大富率领5000余名造反派，在天安门广场召开“誓师大会”，又分五路到北京主要闹市区广播、演讲、散发传单，大量张贴“打倒刘少奇！”、“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大标语、大字报，并且醒目地贴上了天安门城楼。12月27日，北京各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公然宣称“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段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一时间，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狂潮，强使群众接受“倒刘”现实。

　　与此同时，江青等人有意发动各方面的力量，制造“倒刘”舆论。

　　12月30日，江青、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清华大学，向组织“12·25大行动”的蒯大富表示“坚决支持”。

　　12月31日，江青单独召见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拉拢说：“是毛伯伯和我对你好，还是刘少奇、王光美对你好？所以你要明白，要彻底跟刘少奇划清界线，要跟毛伯伯和我走，不要跟他们走。”在江青的策动下，刘涛写了大字报。

　　1967年1月4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把准备好的一卷刘少奇讲话材料交给蒯大富，叮嘱他“回去后要组织批判”。蒯大富接受任务后，几天内就组织人马贴出了一大批大字报。1月10日，康生在中央高级党校煽动说：“说刘少奇是全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你们党校对全国的贡献。”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亲自出马，直接指使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去批斗刘少奇。从1967年1月1日起，刘少奇在住处接连受到围攻、揪斗。

　　　 1月6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设下所谓“智擒王光美”的圈套，绑架了王光美(后在周恩来干预下释放)。

　　1月9日，谢富治在接见全国公、检、法系统赴京代表时，号召“全国政法战线立即行动起来，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开火！”

　　由于江青一伙的策动，到1966年底、1967年初，“打倒刘少奇”的活动蔓延到全国，并且愈演愈烈。毫无根据地攻击、丑化刘少奇的行为到处出现，对此不但没有人出来制止，而且不容许人们提出任何相反意见。全国已经形成“打倒刘少奇”的舆论环境。

　　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就在这种种复杂背景下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