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了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乡村社会改造运动，对几千年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与文化形态予以全面的解构，并力图建立一种全新的乡村社会生产、生活与交往方式。总的来看，解构是十分成功的，重建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本文拟就取得这些成就的历史原因与基本经验作一简要评述，以期更多学者关注与讨论这一重要历史问题。

一、承接“五四”以来乡村社会改造的巨大能量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乡村社会对于中国现代化的重要作用，乡村社会的落后，乡村社会与革命的疏离，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必须破除的障碍。他们开始把目光从城市精英转向乡村大众。这一转向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开始，在五四运动后逐步深化，并且发展成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讨的不同学术流派与行动路径。这些不同的流派与行动，沿着各自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向前发展，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能量。这一能量在改造乡村社会的过程中，自身也不断积累和扩大，一直发展到新中国政权建立，最终为中国共产党所吸收，成为新中国初期中共全面改造乡村社会能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观点，有必要对五四以后乡村社会改造的历史进程作一简要回顾。

辛亥革命失败后，鲁迅较早意识到乡村社会与现代化进程的疏离，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他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阿Q所在的未庄对辛亥革命的冷漠，就是乡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疏离的具体表现。鲁迅已经自觉地意识到，文化的启蒙与社会的改造，重点应该是传统社会的基石——广大的乡村。

正是在这一逻辑理路下，五四运动之后，乡村社会改造与建设的理论思考进入了真正的推进阶段。受当时政治形势发展的影响，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开始被迫重新思考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城市与乡村关系。从国民党方面来看，长期注重于城市上层精英的革命模式，在陈炯明叛变之后，已经走到了尽头。孙中山在反思的基础上，终于将一部分注意力投向了乡村社会。正是在这一转移的基础上，孙中山提出了“扶助农工”的口号。与苏俄不同的是，孙中山不说“工农”而说“农工”，也预示着他对乡村社会地位和作用的更多关注。对中共来说，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第一次冲击了城市中心的正统观念，对乡村社会在革命中地位的再认识，被迫提上了议事日程。

乡村社会改造对于革命的巨大作用首次显示出来，是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在南方各省，乡村民众对于战争的支持与配合，使北伐军所向披靡，与以前国民党领导的武装起义一蜂而起、一蜂而散的结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与组合，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对乡村社会的改造予以了高度关注：在理论上倾注了更多的思考，在实践上投入了更多的资源，都力图将乡村社会改造所形成的巨大能量，纳入到自身利益实现的范畴中来。

在城市白色恐怖之下，中国共产党被迫将大部分革命力量和资源转移到乡村社会。为了在乡村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本土派(相对于从苏联留学回来的留洋派)对乡村社会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目的在于把握中国乡村社会的内在本质，并在这种把握的基础上，将乡村社会改造成对自身力量发展的有利环境。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先后写出了一批具有很高政治水平和学术质量的调查报告。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以农村武装割据为核心的乡村社会改造与建设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框架，在后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中继续保持。区别只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一些具体观点与实践措施进行了局部调整。如在抗战时期，将土地分配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政策。

1949年前，中共乡村社会改造与建设的基本特点有两个：首先，乡村社会改造的主要目的是为军事斗争服务。把乡村社会改造作为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为军事斗争提供最有力的资源支持与后勤保障。其次，乡村社会的改造没有深入到乡村社会的结构硬核，触及乡村社会的内在本质。这是由于上述第一个方面的特征所决定的，因为要服从军事目的，就只能从乡村社会的表层结构上进行调整。根据地政权的不稳定性，使乡村社会改造的实践很多只能停留在宣传和发动的层面上，除了少数模范根据地之外，真正的实质性改造推进并不是太多。总体来讲，1949年前中共主导的以农村武装割据形式开展的乡村社会改造，是战争导向性的，距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全面改造与重建还有相当的距离。

1927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基于其对乡村社会的理论认识和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在推进乡村社会改造。南京政权并没有达到对全国的实质性控制，中国乡村社会地域的巨大差异性，使南京政权并没有拿出一套全国通用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标准，使乡村社会改造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松散与复杂性。其中影响较大的应该是在长江中下游国民党核心控制区中的乡村社会改造。这一地区的改造涵盖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是对土地制度进行改革的尝试，如江苏地区的局部试验；二是企图对乡村社会生活方式特别是道德规范进行改造的“新生活运动”；三是企图恢复乡村基层政治秩序的“重建保甲”运动。

南京国民政府拥有较多的政治经济资源，本来可以在乡村社会改造和建设上做得更多。但事实恰恰相反，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在理论上缺乏准备，在实践上没有动力，同时又受到乡村社会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政府的动员与控制能力受到局限，使一些局部试验性的乡村社会改造往往无疾而终，或者是在推行过程中走样变形。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南京国民政府没有通过对乡村社会的改造与重建，承接和吸取“五四”以来这一社会发展的能量，从而为自身政权的存在与发展积累必要的力量，这是导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与国民党之外，还有一种政治势力在乡村社会的改造与重建上有着区别于国共两党的理论思考与行动方案。这就是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民主派。他们力图置身国共政治斗争之外，继承“五四”以来社会改良的纯粹性与文化性。由于他们拥有的政治资源十分有限，仅仅掌握一定程度的知识与话语权，所以他们提出的理论体系与行动方案是渐进温和的，以正面建设为主要导向，以试验与示范为主要推进路径。其主要行动就是，在河北正定、山东邹平，进行乡村建设的试验和推广：在经济上推行合作社模式，在政治上恢复乡村自治秩序，在文化上提倡中西结合的现代理性。民主派乡村社会改造的理论设计具体，行动推进局部渐进。但正是这种微观具体的特征，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的宏观政治形势下，显得十分软弱。随着国共政治斗争的日趋激烈，非此即彼的阵营划分越来越紧迫，中间政治势力的生存空间日益狭窄，他们所主张的乡村社会改造进退失据，销声匿迹。

综上所述，“五四”后关于乡村社会改造与重建的要求，在新中国成立前的20多年内，虽然由三种政治势力在不同的理论依据和行动路径上推进和实施，但总的来看，并没有完成“五四”后提出的任务，也没有达到乡村社会改造的目标。从中共方面来说，其乡村社会改造的军事导向与战时状态，使改造缺乏总体的把握与深入推进；南京国民政府的乡村社会改造，理论零散肤浅，行动犹豫混乱，在实践中没有真正推进；民主派由于缺乏推进的资源支撑，只能半途而废。所以，三种政治势力的乡村改造理论与行动，都没有消解“五四”以后形成的乡村社会改造的巨大张力，吸收这种张力下所产生的巨大社会能量。相反，乡村社会内部的矛盾Fl益尖锐，这种能量不断积累和增强，最后终于发展成为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转化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新政权全面改造和重建乡村社会的能量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