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探索调整的波动阶段　　1958年初到1964年,是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探索、失误和调整时期,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经济现代化在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挫折后,渐渐走向恢复。国防现代化也因此出现了自建国以来的首次波动。

　　“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建设热情,同时也催生了急于求成的情绪,进而引发了1958年下半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致使农业生产和之后的工业生产大幅滑坡,经济效益降低,工业化进程被迫停止,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在关系到中国经济命运的关键时刻,1961年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经过五年的调整,到1964年,国民经济又出现了新的转机。

　　随着经济现代化的曲折发展,这一阶段国防现代化也出现了相应的波动。表现有:其一,随着全国上下“大跃进”狂热思想的泛滥,国防现代化领域中,“在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许多项目盲目上马,结果半途而废,浪费了时间和财力物力。”[7]281其二,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经济现代化的受挫直接影响了同期的国防现代化建设。这一时期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平均值下降了1.57%。其中,1959、1960两年国防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10.68%和9.01%,是改革开放以前国防费相对规模最低的时期。1961年国防开支的绝对数额比上年下降了13.8%,成为1951年以来新中国历史上国防支出最少的年份[8]。这直接影响到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质量。1958年,中央军委决定研制代表海军实力发展水平之一的武器装备———核潜艇,毛泽东为此特地指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三年困难时期,因经济实力困难,核潜艇计划被迫搁浅中断,直到1965年国民经济好转之后,才重新上马[9]。其三,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在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尖端武器研究取得跨越式发展。1960年代初,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碰到了苏联撤走专家和国内经济形势恶化等困难,许多人信心不足,主张“下马”。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顶住了“下马”论。1962年后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提高,原子弹研制速度得以加快。在各级党组织的严密领导保障和专家们的共同奋斗下,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终于在1964年得以试验成功。

　　这一时期,经济现代化与国防现代化的关系处于进一步的探索和调整时期,虽然经济现代化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国防现代化也因此受到一些影响,但总体上看,在国家宏观调控的积极努力下,二者关系还是能够比较协调发展的。到1960年代中期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中国的国防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幅度缩小至10年左右[10]13。

　　3、曲折发展的逆转阶段　　1964年5月到1978年底,是新中国现代化建设史上最为沉重的一页。这一时期,经济现代化与国防现代化发生了严重的错位和背离,基于对国家安全形势的估计,中央把国防建设放到第一位。经济现代化因遭受政治运动的影响以及计划经济体制自身矛盾的制约而趋向停滞,国防现代化因国际形势紧张而一度畸形发展,但最终还是由于受到经济现代化和政治运动的制约而踯躅前行。

　　1960年代初,中国周边出现了反动势力联合反华的严峻形势,美、苏、印等国军队及台湾蒋军从东西南北对中国大陆都构成了军事威胁。在“四面八方、腹背受敌”的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对战争威胁的判断发生了重大变化。1964年10月,毛泽东在一项批示中指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我们不仅要在战略部署、后方设施、作战准备和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同时,也要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11]572-573。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开始向临战、备战的方向转轨,全国大备战拉开序幕。这一时期国家的战略举措和国防现代化内容主要有:其一,调整国家战略防御重点,由“背靠沙发”转向防御“三北”①。其二,加快尖端武器研制,提高国防战备力量。继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之后,出于增强国防能力的需要,中国加快了实战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速度。1965年中国第一颗核航弹爆炸试验成功,1966年中国成功研制了导弹核武器,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速度之快,成为世界之最。其三,以备战为基点大兴“三线”建设②,调整国家工业布局。1960年代中期,日益恶化的国防安全形势迫使中共中央放弃了原定的以解决人民吃、穿、用等问题为第一要务的“三五”计划(1966～1970)初步设想,而将其修订成为“一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12]1209。从1964年中央决定进行“三线”建设至1970年代末,国家在“三线”地区全面开展了国防、机械、电子、交通、邮电、能源、冶金和化工等工业建设,先后投资2052亿元,兴建企业2.9万多个,其中大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近2000个,形成45个大型生产科研基地和30个新兴工业城市,基本上建成了以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促进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布局的大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生存能力和生产能力,以及战略后方的支援能力。

　　历史地看,这一时期过分强调战备的重要性,长时间实施全国性的大备战,给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表现为:其一,国家对国防经济投入过大,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三线”建设先后共投资2052亿元,占同期基本建设基金的43.4%,国家经济发展的积累率过高。从1964年到1978年的连续15年中,国防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平均每年都在19%以上,超出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民经济和国防经济的畸形发展,留下很大的后遗症。其二,“三线”建设,虽然国防战略意义巨大,功不可没,但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还是留下不少历史缺憾。比如,在国防科技工业指导思想上,过分强调战备需要,忽视了工业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环境和经济效益,片面要求“山、散、洞”,远离城市,交通不便,造成企业投入机会成本增加,生产、生活和企业生存困难;片面强调“大而全”、“小而全”,单纯追求国防工业体系的绝对独立完整,与国家工业体系相分割,重复建设,造成生产设备的大量闲置和浪费。其三,军队建设重新回到以数量弥补质量的老路,现代化发展受到影响。1960年代中后期至1970年代初,军队规模不断扩大,最多时达600多万人。规模越大,内耗增加,几乎一半的国防费用于人头费开支,大大阻碍了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速度。1970年代末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国防现代化水平差距又拉大到20年左右。

　　繁重的备战任务和国内动荡的政治形势使得这一时期的经济现代化处在新中国历史上最为曲折波动的时期。1966年下半年,因为红卫兵运动和全国大串联的干扰,全国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首当其冲,遭受巨大损失。既而在“全国夺权”运动中,经济工作的指挥、调度和管理系统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使国民经济运行失去控制。企业内部原来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都被当作“修正主义”而惨遭抛弃,生产秩序一片混乱,全国大批工矿交通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之中,工业化进程遭受巨大挫折。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比1967年再度下降4.2%[13]437。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工业化进程再遭重创。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也山穷水尽、百弊丛生。事实证明,计划体制下的经济现代化不可能持续、健康,协调发展。要继续推进经济现代化,突破经济体制的束缚,提升经济素质势在必行。

　　1964～197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经济现代化与国防现代化最不协调的时期。这期间,从1964年至1971年,出于加强国防建设的考虑,国防开支基本上逐年增高,1971年的国防支出最高,达到169.47亿元。1971年之后,经济建设的困顿状况已难以继续维持高额的国防开支,国防费数额则连续4年逐年下降。这段历史深刻表明,如果忽视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一味去追求国防现代化的进步,无异于杀鸡取卵、涸泽而渔;如果经济现代化内部的工业化和市场化不协调发展,也必将妨碍经济现代化的整体演进,并且最终影响到国防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