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新华社发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之际，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内容上，这一历史决议并不只是写建国以来的历史，也不是对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写历史的接续，而是从建党写起，回顾建国以前28年的历史进程，总结建国以来前32年的历史经验，因而实际上写了建党以来60年的历史。如此，它把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时期结合并统一起来，为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全面的历史根据。

　　纪念新中国成立30周年，初步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公报》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领导，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对于历史问题，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新中国将迎来成立30周年。当时，党中央认为，对新中国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历史，有必要给予初步回顾与总结。为此，1979年6月间，党中央决定由叶剑英在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建国30年的历史给予基本评价。在这一讲话稿的起草和修改过程中，邓小平指出，要回顾历史，并作出明确概括；要讲在30年的历史上毛泽东是有伟大功绩的；要讲我们有了正面经验，也有了反面经验；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30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讲话。在这一精神指导下，讲话全面回顾了建国30年的历史进程，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讲话恢复了党的七大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并指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关于新中国30年历史，讲话强调，新中国30年的道路并不平坦，既有过比较顺利的发展，也有过严重的挫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依靠四项基本原则的力量，新中国30年取得了伟大成就，纠正了工作中的错误，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并重新走上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

　　然而，这一讲话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而作，毕竟不是对建国以来30年历史的全面总结。讲话指出，对于新中国30年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讲话发表之后，党中央便把这一任务提上了工作日程。1979年10月下旬，邓小平在就1980年部分重要工作的安排问题的谈话中说，有了这一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

　　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讲话，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深刻揭示了新中国30年历史发展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为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确立了把握这一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总基调，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认识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说，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讲话成为第二个历史决议的雏形。

　　确立决议起草工作的指导思想，拓展决议写史的范围

　　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工作，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主持开展。起初，起草小组将建国以来的历史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并草拟了一份写作提纲。邓小平看后，在1980年3月19日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明确提出了起草工作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具有如下基本内涵：一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二是实事求是地分析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正确与错误、功过与是非；三是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一指导思想，在其后的起草工作中贯彻始终。是否做到了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写好毛泽东思想，成为判断决议起草工作成败的一条根本标准。

　　在这一指导思想中，邓小平指出，“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即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为此，他认为，第二个历史决议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

　　贯彻这一指导思想，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面临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问题，这就是决议写史从何时开始的问题。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需要与相应的历史相联系。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与其生平思想业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归根结底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须臾不可分离的。若决议写史只局限于“建国以来”，不可能为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提供完整的历史依据，也不可能写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调整或改变起初设定的“建国以来”的写史范围，成为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工作贯彻指导思想的一种必然选择。

　　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的指导思想确立后，邓小平在研究和比较系统地阐述党史国史问题的基础上，思考的一个重点是决议的内容与形式问题。1980年4月1日，他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了一个由如下五个部分组成的写作框架。这就是：一、前言；二、关于建国以来十七年；三、关于“文化大革命”；四、关于毛泽东思想；五、结语。其中，从内容上讲，前言部分主要是回顾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思想部分既包含“建国以来”，也涉及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史。这些意味着决议写史的范围在一定意义上需要突破“建国以来”，联系或上溯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说到前言部分时指出，“话不要太多”。这表明，邓小平在写史问题上对于决议从何时写起的问题的认识，这时还是原则性、概括性的，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具体化。

　　探索写好毛泽东思想的方法，推动决议从建党起写史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党一次比较集中地学习研究党史国史的过程。决议草稿形成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于1980年10月12日发出组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随后，10月中旬至11月下旬，党内对决议草稿开展了“四千人大讨论”。讨论稿在总体上仍然是按照“建国以来”进行写史的。从讨论的情况看，在两个基本问题上反映比较突出、意见也比较集中，需要加以认识和处理：一是决议是否要写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二是决议写不写、怎么写对毛泽东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对于前者，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胡乔木在“四千人大讨论”前原本准备了一个草稿，由于在是否加印到讨论稿的问题上，存在不赞成意见，故当时没有加印在讨论稿中，而是决定等讨论后再作决策。邓小平看到讨论的有关情况后，指出这“势必要写”。如此，决议在写史问题上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联系并贯穿起来，这也就有了决议后来通过时对于建国以来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关于后者，实质上是要不要和如何贯彻决议起草工作的指导思想的问题。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从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角度对此作了深刻阐述。他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决议不仅写，而且要写好对毛泽东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写史的方法问题。邓小平指出，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然而，如何写好的问题，这时还没有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

　　党内“四千人大讨论”后，决议草稿经过多次修改，并开展了向老同志征求意见和建议的工作。其中，陈云、彭真分别就决议从何时起写史问题，提出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方案。

　　一是从建党起写史。这是1981年3月间陈云在与邓小平的交谈中建议的，也是他在同起草小组主要成员邓力群的谈话中提出过的。这一建议的中心思想是，决议写党的60年历史，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这样写史的意义在于，有了党的60年历史，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邓小平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并请有关负责同志转告起草小组。

　　二是从党的七大写起。1981年4月16日，彭真就决议征求意见稿致信邓小平等，提议决议写史从党的七大写起，在某些问题上适当联系第一个历史决议。其理由主要是：（1）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是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一个主要问题，而正式提出和确定这个问题的是党的七大。（2）党的七大、八大是决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会。党的七大和毛泽东的领导，对此是有决定或重要意义的，而社会主义改造又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前提的。（3）从党的七大前后写起，写36年的若干历史问题，不仅可以和第一个历史决议相衔接，保持应有的历史连续性，并且可以对党的七大以来，主要是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本着宜粗不宜细、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促进政治上安定团结的原则，是就是，非就非，实事求是地顺理成章地作出正确的结论，以统一全党的认识。

　　上述两个方案的主要区别在于，决议是写党的整个历史还是写党的七大以来的历史。无论采取哪种方案，都使决议在写史问题上超出了“建国以来”的范围，而且它们的出发点都在于如何更好地贯彻决议起草工作的指导思想，并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在邓小平的主持下，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主要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在决议中专门写了“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当然也对彭真所提方案的重要内容与基本精神给予了应有反映。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这一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第二个历史决议根据党的整个历史，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起了总结历史、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历史作用，并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