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这30年里，宣传和学习毛泽东思想经历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过程。回顾和考察一下这段历史过程，并从中总结出一些对今天有现实借鉴意义的元素，无疑具有它的客观意义。这30年的历程，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

第一阶段：即拨乱反正，全面公正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并开始步人科学宣传和学习阶段。时间大致从l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一阶段，经过与对待毛泽东思想两种错误认识的斗争后，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和科学的指导地位，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步人了正确的轨道。为了全面了解这一阶段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学习情况，掌握其来龙去脉，免不了要提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随之结束。然而，十年浩劫积累下的各种严重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并不能一下子解决，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长期以来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大肆歪曲和篡改毛泽东思想，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极大混乱；加上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多年来经过不断的大规模的宣传与灌输，被人们当成正确的东西接受。在这种背景下，当时党内党外在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上，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

一种是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简单化、绝对化态度。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负责同志在1977年1月的一份讲话草稿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l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把这段话概括为后来妇孺皆知的“两个凡是”标准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际上，则是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完全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实事求是。在“两个凡是”方针指导下，这一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宣传、学习上打下了深深的“左”的烙印，其典型之一就是l977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正是由于《毛选》五卷本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出炉的，所以后来停止出版了。1司时，“文化大革命”期间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绝对化的不良倾向仍然延续着，当时的报刊多留有这种痕迹，《人民日报》作为官方舆论的喉舌，就时有体现。例如197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第4版上署名为《毛泽东思想照亮了石油工人的心》的文章写到：“正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周挺杉和石油工人们又战胜了一个个新的困难，终于使沉睡了多少年的地下原油滚滚地喷射出来了。”1977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第2版上署名为《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向地球开战》的文章写到：“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来，我国地质事业的每一步发展，都是毛主席的光辉指示照亮了前进的行程，我国地质工作的每一项成就，都凝聚着毛主席的心血。”

另一种则是贬低和否定的态度。一方面，经过长期动乱后的人们急切要求澄清是非，肃清“左”倾错误，平反冤假错案，但是这种要求一时无法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两个凡是，，的提出，在党内外群众中又引起了新的思想混乱，由于它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不加区分，从而在一些人中产生了对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的怀疑甚至否定的情绪。这种贬低甚至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倾向，在那些曾经受到过错误批判和错误打击的同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

在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上，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党内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些老同志首先提出反对意见。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党中央写信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1]这是邓小平经过反复考虑后第一次公开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概念。同年5月24日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2]此后，邓小平多次反复强调要把毛泽东思想当成一个“思想体系”去理解，不能断章取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党内外民主气氛日益浓厚，思想日趋活跃。但是，一种消极倾向也开始抬头，这就是社会上少数人开始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借口“改革”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现在，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年捣乱所欠下的帐和留下的毒，各地的负担很重。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特别是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流毒，同一些怀疑社会主义、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相结合，开始在一小部分人中间蔓延。”[3]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在1979年1月至4月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还公正地、科学地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分析，指出：“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1司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并强调：“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4]有力地回击了，这股怀疑社会主义、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右倾思潮。

此后，随着拨乱反正全面展开，如何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如何全面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显得越来越迫切。从l979年11月开始，党中央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文简称为历史决议或决议)，期间组织过多次党内讨论，并不断修改，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讨论是l980年10月，中央组织4000名高级干部对决议草稿进行讨论，持续20天。在讨论中，一部分同志提出了不正确甚至完全错误的意见，如有人说，毛泽东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后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有的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统统应该由毛泽东一个人负责；有的人把许多问题归结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有的人甚至主张决议里干脆不要写毛泽东思想这一部分，不要提毛泽东思想。针对这些错误认识，邓小平发表谈话明确予以纠正。特别值得一提是，黄克诚等同志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的正确态度对《决议》的形成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黄克诚自1959年起就受到“左”倾错误的迫害，在庐山会议上曾经受到毛泽东错误批判和处理，直到l980年7月才得到彻底平反。但他胸怀坦荡，1980年11月在中央纪委会议上，黄克诚语重心长地说：“有些同志，特别是那些受过打击、迫害的同志有些愤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5]他的谈话抛开个人恩怨，对于党内同志端正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起到了模范作用，对《决议》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决议》于1981年6月最终定稿并经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决议》总结了党的七大以来，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和宣传中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绝对化、神圣化的严重教训，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作了新的论述和概括：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1982年党的十二大对上述概括的第二句作了补充，加了“建设”两字，改为“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一完整表述一直使用到今天。《决议》对长期以来在认识、对待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上存在“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作了总结性的客观分析：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内外在思想认识上拨乱反正的基本结束，从此，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学习和认识步入了科学化的正确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