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制定政策，解决民族资产阶级的工资和待遇问题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资和待遇问题一直是民族工商业者十分关心的问题。对此，陈云提出了一系列保障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首先，在初级和中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四马分肥”的分配方法，即私营企业所得利润，按国家所得税金、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金和资方的股息红利（包括董、监事和经理、厂长的酬劳金，一般占据25%左右）四个方面进行分配。其次，在1956年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实行推广定息的办法。定息是“保持私股在一定时期内的定额利润，而企业可以基本上由国家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经营管理”。“定息为百分之五”，“可以先定得高一点，以后慢慢减下来”。陈云认为实行定息有很大好处，因为“我们得到了更大的好处”。针对大小资本家的不同情况，陈云认为应该区别不同情况区别政策，他指出，大资本家得的利息很多，对此，“征收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等”，“这样一些办法，都可以成为政府手里的一种约束资本家收入过多和对他们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而对于资本上万元的中等资本家，应该主要注意工资的多少，并安排好他们的职务，保持原工资。而小的资本家，情况就不同，因为他们资金不多，每月所拿利息也不多。[⑦]

　　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尽管当时工商界是拿定息生活，但以后要靠工资生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工资问题成为工商界非常关心的问题。当时，有些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方人员的工资比国营企业同一级干部的工资高，他们担心会降下来。因此，普遍具有“又要社会主义改造，又要降低工资”，“两路夹攻可受不了”的心态。针对这种情况，陈云指出，民族工商业者的工资应该“一般地（不是所有的人）不降低。资方人员现在认为职业是有了，就怕降低工资，将来定息没有了，如果工资也少了，那就是左右打耳光，两面夹攻。我们不能这样做，应该‘网开一面’”。1956年3月30日，陈云在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上再次指出：“请大家不要担心，政府的政策是不降低你们的工资。全国几十万资方从业人员中，可能降低工资的只是极少数，因为这些人的工资很不合理，降低了，生活也不会发生问题，他自己也会同意降低的。”之后，陈云给大家具体分析了几种资方人员的情况：一种是定息收入比过去“四马分肥”时的利润多了；第二种合营前与合营后收入大体相同；第三种是合营后比合营前的收入减少了。陈云着重指出，这主要并不是现在的工资低，而是过去的利润比现在定息高造成的，并特别对于一些所拿定息不多、生活困难的民族工商业者说明，政府对他们要给予帮助，除资方家属原来在企业中参加辅助劳动，现在企业要尽量录用外，还可以组织厂外加工或做一些临时工作，如果还不能解决，“政府应与工商联、专业公司一起共同商量，找出办法，专门进行救济，解决困难”。[⑧]

　　针对许多公私合营企业中的职工写信反映，说他们企业中的工资待遇高低差别太大，他们的工资比国营企业的工资低，陈云指出：“公私合营企业工资标准的逐步调整，需要有几年的时间……调整的方针应该是，公私合营企业职工的工资同当地同类国营企业职工的工资相比，高了的不降低，低了的根据生产情况和企业的可能，分期地、逐步地增加”，“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方人员的工资，也将根据对职工工资的处理原则来加以调整。”总的原则就是，“公私合营企业、合作企业的职工和从业人员的劳动收入，不应该比社会主义改造以前降低，而应该在努力生产、改善经营的基础上逐步有所增加。”[⑨]

　　正是由于陈云关心和维护民族工商业者的切身利益，重视解决他们的工资福利问题，不仅使全国民族工商业者认为党的政策是宽大的，而且推动了社会主义的改造的顺利进行，有利于他们的进一步改造。

四、反对一些错误观点和错误做法，强调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团结和改造

　　随着经济形势的相对好转，党内外很多人一度出现了排斥、打击民族资产阶级的倾向。陈云清醒地认识到继续维护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坚持反对破坏统一战线的做法，并对一些错误观点和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同时强调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团结和改造。

　　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一部分人认为把工厂和商店拿过来，但不一定要把人也拿过来，这实际上是把民族资产阶级看成是包袱。对此，陈云认为，资本家是财富，应该对他们加以利用。他指出：“资本家有本领，应该说是财富……我们对资产阶级采取和平改造的政策，是因为他们有知识，对我们有用处，对发展生产有好处，这种办法比一律打倒好”，“这笔财富究竟有多大呢？我看至少不低于他们生产资料那一笔财富。吸收资本家参加工作是财富大，包袱小，好处多，坏处少。”而且，在陈云看来，小商小贩也是一笔财富。因为如果取消了小商小贩，老百姓就要反对我们。[⑩]

　　针对“三反”、“五反”后许多国家工作人员怕和资方接触，怕被腐蚀的情况，陈云主张反对两种倾向：“和资本家混在一起，把自己的立场丢掉了，腐化了，是不对的；不和资本家来往，放弃对资本家的改造和教育，也是不对的”，应该“要有来往，又不腐化”。[11]

　　针对有人害怕使用资本家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失掉立场的错误，陈云指出：“和资本家离得远远的，采取‘隔离’办法来避免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行不行？不行”，因为“公私合营，资本家进了我们的门，使用资本家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资产阶级思想是客观存在，即使所有制改变了，还会长期存在”，而且“对资本家不加使用，就不可能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必须使用民族资本家，“大家不必怕犯右倾机会主义和失掉立场的错误”。[12]

　　新中国成立初期，加快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当时的共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来临，一些错误做法开始出现，陈云及时给予了纠正，他反对过早地排挤私营工商业，反对“只顾国营，不管私营的倾向”，因为今后“更为复杂更为困难的问题，是改造私营零售商，这不仅因为他们的数量很大，而且是因为他们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还有着广泛的联系。要把他们逐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我们将来要还要把私营零售商从业人员的大部分逐步改造成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职员，所以对他们必须系统地进行教育训练和思想改造的工作”。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不仅包括对工商业本身的改造，也包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改造的想法。1955年11月16日，陈云在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问题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上述观点，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必须对他们进行团结教育：“专业公司应该设立政治机构、对职工和资本家进行教育”，“既要改造企业，又要改造资本家，使他们从依靠剥削为生变成依靠自己劳动为生。这是很复杂很艰巨的任务。”1956年6月18日，陈云再次阐明：“必须向职工群众进行教育，说明团结资方人员，发挥他们的长处，把他们改造成为劳动者，是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同时，也必须使资方人员采取积极态度同公股代表进行合作，同职工群众加强团结。”应该看到，“这种团结要经过一定的过程，这是一个对职工群众、公股代表和资方人员的教育过程，也是把资方人员改造成为劳动者的过程”，我们要认真地帮助他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13]

　　在强调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团结教育的同时，陈云一方面提醒民族资产阶级要加强自身的学习和改造，因为民族工商业者尽管“有技术和经验，但是现在环境变了，资本主义企业变成了社会主义企业，不能完全用原来那一套经营管理办法来管理企业了。因而工商界现在有一个任务，这就是要学习……将来除了学习政治外，还要学习业务，提高自己的本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陈云强调不仅社会主义领导干部要重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工作，“我们各个部门的领导干部，包括部长、副部长、局长这样一些人，思想上要搞通，把它看成一件重要的事情，作为自己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要对各方面同私营企业接触的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广泛的教育，“要懂得怎么做统战工作”。同时还要对私营企业的工人和职员，也要进行教育。因为“私营企业改变成为公私合营的企业，这种制度上的变更，不可能不涉及职工的利害关系，所以要进行教育”。[14]

　　陈云主张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思想，不仅使绝大多数民族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且也使一般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加强了团结，从而实现了在统一战线中联合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政策。

　　综上所述，陈云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统一战线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统战理论，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充分肯定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进步性，重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团结与合作，强调只有充分调动他们积极性，广泛发挥他们的长处，才能使统一战线更有力量。这对于我们今天在新的形势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