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在李克夫妇中国经验中最核心的关键词

　　“改造”在李克夫妇的中国经验中，是最核心的关键词。中国人积极“改造思想”的场景，不时在李克脑中浮现，现在轮到他这个美国人了。

　　他参加9号监房的学习，阅读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听大家谈“地主是怎样得到土地的”；讨论并不限于毛泽东论文的范围，这让李克感到更真实地认识了中国的乡村，以至于他觉得自己“成为‘中国通’的本钱天天都在增加”（第133页）。但是他承认，他们都低估了监管人员，并不是他们所设想的喊几声“毛泽东万岁”或者是“斯大林万岁”就可以过关的。当他想用轻松的自我检查来浑水摸鱼时，引起了组长的愤怒。李克也被激怒了，豁出去说：“我搞不通我为什么不能请律师。”这个思想立刻遭到大家的批判，有人说，“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种情况。一个人只要有钱请律师，几乎可以把任何罪行都推脱干净；只有穷人才进监狱。更厉害的是，要是在旧中国，你甚至连律师都不要请。你只要向领事馆打个招呼，他们立刻就会把你要出去”（第156页）。这样的回答当然不符合李克所熟悉的“传统习惯”，但是他觉得无法反驳。虽然他承认，“革命在本质上就是反对墨守法律的”，不能用常规法则来要求当下的法权。但是落实到个人，这个规则未免显得冷酷。

　　“改造”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点点滴滴地进行。除了交待罪行外，李克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大家对于美国的看法。比如黑人问题、政治腐败、公民自由、匪徒组织等，都是引起争论的话题。

　　某一天，一个犯人说美国的工人都住贫民窟。李克愤怒地反驳：“我父亲就是一个铁路工人，他并没有住贫民窟。事实上，我们工人的生活全都比你们中国人好得多。”但是另一位投机商犯人立即坚持说，李克的父亲一定是一个工贼。这些鸡毛蒜皮的口角不算什么，“最最难办的就得算朝鲜战争这个问题了”。不谈论这个话题是不可能的。有一次，一位同组犯人老廖看到报纸头条新闻上写着“击落敌机二百架，重创三百架”，立刻欢呼雀跃：“我们消灭了五百架美国飞机。”李克脱口而出：“两百架。另外三百架飞跑啦。”（第192页）在和狱友的争辩中，李克意识到自己是坚决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的。

　　但是，李克对于朝鲜战争的敌对态度在1952年冬季之后发生了转变。

　　起因是老廖的一个故事。一个美国战斗机驾驶员在朝鲜一个村庄投放汽油弹后被击落，中国军队出发去捉拿他。同时有一架美国直升飞机前来营救。可想而知，就在飞行员攀登飞机软梯、营救即将成功的时刻，中国军队开了火，把营救者和被营救者都击落了下来。故事很简单，刺激李克的是中国人的反应。听故事的人“全神贯注”到“着迷”，李克恍然大悟——大家对这些死去的美国人的看法是多么的不同：“在他们看来，这些美国人是没有脸、反复无常的敌人，只是一些必须加以消灭的东西。但是在我看来，他们是人，是死得太早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来自纽约或芝加哥，甚至来自我的故乡西雅图。接着我又想到，就在这个时刻，在美国一定有千百万人正读着一个极其相似的故事，不同的仅仅是，在他们的故事中，那些死去的人是没有脸、反复无常的中国人。”

　　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被这一段叙述打动。这次经历使李克彻底认识到，“那些死去的都是有脸的人”，“朝鲜战争必须停止”（第192页）。

　　各式各样人物的交往和改变给李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中国监狱的“改造”和狱友的变化有了深入的体会。

　　1953年底，李克的小组新来了一位狱友，这人曾在阎锡山手下当过兵，脑门上横刺了一句恶毒的反共口号。他的罪行并不重，人也不坏。大家反复讲道理，终于让他不再担心自己被杀头，而且对于过去的行为有所痛悔。但他还是沉闷着，发呆，从不参加学习会。最后大家发现他的心结就在那额头上的刺字，于是纷纷安慰他说，新社会不会有人为这个责备他。但是所有的劝慰都无济于事。忽然有一天，他被叫出了监房。整整一天，“等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前额包上了纱布，但是眼睛却闪烁着光辉”。原来，政府把他送到医院，医生手术去掉了他额上的刺字。“从此以后，这个人的性格完全变了，简直像奇迹一样”（第225页）。他说，政府帮他卸掉了“千斤重担”。

　　李克也同意，对于犯人的改造，最重要的是监狱干部给犯人的直接帮助。他认为，在1951年到1952年间，监狱干部的工作比较机械消极，过分重视阶级出身。1953年后，监狱当局也认为过分惩罚是错误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和缓了许多。他举例说，一位沈管理员很让人感动。他查夜极为细心，大家总能听到他在检查监房时喊：“把肚子盖好，不要着凉啦。”这个关照每每让李克发笑，因为他始终“不能严肃对待中国家庭认为肚子特别容易受寒的道理”（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