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给田家英以沉重的打击，在他蒙受陷害时他以死相抗，他离世之际不过44岁。1980年，田家英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长期追随的人、机要秘书——叶子龙
　　叶子龙，原名叶良和、叶佐臣，1916年12月29日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少年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叶子龙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年仅19岁的他就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从那时起一直到1962年，叶子龙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长达27年。作为长期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几十年春风秋雨，叶子龙一直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陪同毛泽东两次访问苏联，护送毛泽东进京，从延安的枣园，河北的西柏坡，到北京的丰泽园，这期间凡是毛泽东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他忠厚诚挚的品格，积极认真的工作态度，多次得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称赞。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冒着很多常人所无法想象的风险，同时也要有异乎寻常的勇气。叶子龙在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时也曾被人诬陷过，这就是所谓的“窃听器事件”。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作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叶子龙有个深切的体会，那就是毛泽东的一言一行都有着强烈的目的性，从不做无用的事，不说无关痛痒的话，所以对他说过的话要格外的留心。进城以后，叶子龙总想尽量地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为此叶子龙想过很多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采用录音的方法。录音作为现代化记录的手段，对于记录、整理、保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实践证明效果也很好。早在延安时，为了准确记录领导人的讲话，我们培养了一大批速记人员，直到解放后速记仍是记录领导讲话的重要手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机要室的工作越来越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了。1956年以前，机要室作为中央的核心秘书部门却没有记录人员，更没有现代化的录音设备，为此，叶子龙几次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谈这个问题并请示周恩来筹划录音工作。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机要室便陆续购买了录音设备，培训了专门的录音人员，不料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诬陷成所谓的“窃听器事件”，说成是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是“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搞情报”，在这所谓“秘密录音”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单位的一些负责人，使许多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叶子龙也受到株连。
　　叶子龙把毛泽东看成自己的良师益友，是毛泽东把他从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培养成为一名党的干部，同时叶子龙也从毛泽东那里获得了多方面的精神财富，到1962年5月，叶子龙调任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他告别了毛泽东，离开了中南海就再也没有回去。叶子龙1982年11月任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83年7月任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92年6月离职休养。2003年3月叶子龙在北京逝世。

　  野心家、政治秘书——陈伯达
　　在毛泽东众多秘书当中，陈伯达是担任秘书时间最长的一个，前后共达31年。
　　陈伯达1904年生，福建惠安人，原名陈尚友，早年就读于上海劳动大学，后去苏联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到达延安。初来延安的那些日子他的心情不是那么顺畅，一直在低谷中徘徊。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陈伯达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那是在延安一次座谈会上讨论孙中山思想，会上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性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说，孙中山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另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争论颇为激烈。就在这个时候陈伯达开始展示他的本领了，由于他说话口音太重，所以他发言时尽量把语速放慢，以便让大家都听懂。陈伯达采用了对立的双方加以统一的方法讨论孙中山思想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说：“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毛泽东称赞“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会后毛泽东还专门把陈伯达留下来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随后毛泽东又邀他参加接待外宾的宴会。当他得知陈伯达通晓古代哲学，而他正巧也对中国古代哲学饶有兴趣时，他们之间便有了共同的话题，越谈越投机，竟把美国客人搁在一边……这一天成了陈伯达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成为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成了毛泽东的秘书后，毛泽东让他超脱于一般秘书事务，主要从事政治理论研究工作。
　　陈伯达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支笔”，他手中的笔一直在写文章：民主革命时期，他写下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评〈中国之命运〉》等，解放后他又写下了《论毛泽东思想》、《斯大林和中国革命》，参与起草了“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等。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蒋介石、建设新中国的胜利大进军中，陈伯达在毛泽东的统率下也曾经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做出过一些贡献。
　　一个人的人品如何往往会通过一些具体的小事表现出来，陈伯达也不例外。他曾随毛泽东出访过苏联，就是在出访莫斯科的日子里，他的那种爱出风头、争强好胜的鄙处暴露无疑。
　　那是在一次与斯大林会谈的时候，毛泽东谈起了蒋介石，这时斯大林忽然对着陈伯达说话了：“哦，我读过陈伯达同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陈伯达本来一直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当他在听到斯大林提及他的著作时非常高兴，整个人马上变得兴奋起来，还未等翻译把话说完，懂俄语的陈伯达已经放声笑了。
　　斯大林把注意力从毛泽东转向陈伯达，斯大林甚至举起了酒杯走到陈伯达面前：“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陈伯达也举起酒杯回敬道：“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大林同志干杯！”这时的陈伯达已经忘乎所以，为自己在最高级会谈尚能这么大出风头而兴高采烈，这明显违背了基本的党际交往规则，因此事后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批评。
　　陈伯达善于见风使舵，察言观色，在“文革”中红极一时，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是中共九届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同时又是臭名昭著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文革”初他曾经是江青的亲密伙伴，后来又倒向林彪，成为林彪的“军师”，堕落成为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成为历史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