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重灾区，长期处于两派群众组织内斗和业务瘫痪的状态。粉碎“四人帮”后，胡乔木同志于1977年11月初以首任院长身份来到社科院，很快提出要把揭批“四人帮”与业务结合起来，拿出一批有马列主义高水平的批判文章，从理论上清算“四人帮”给社会科学事业造成的混乱，在群众中不要纠缠历史旧帐；明确要求院内的揭、批、查运动在1978年第一季度告一段落，把社会科学研究缺的课补上来。在乔木同志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社科院的运动进行得既稳又快，及时解脱了大批讲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人，并为许多被审查的人重新做出了符合政策符合实际的结论，使社科院从长达十年的混乱和停滞中迅速而彻底地走了出来。

　　在正确解决社科院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方针问题之后，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把业务工作拉回到原来的轨道并适应新的形势实现更大发展，成为摆在胡乔木面前的又一个急需回答的问题。记得在我作为他的秘书，随他一起进入社科院后没几天，他对我谈到下一步初步打算时，就说要用召开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的办法，把社科院的工作带动起来。他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不等中央对他的任命通知发出和国务院颁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印章启用，迫切地于1977年11月10日，以临时领导小组名义向国家计委先行上报了一个“三年规划的初步设想”。这个设想是在各研究所规划尚未制定、院领导班子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由他自己考虑写出的，因此只能是一个初步的不成熟的设想。但即使如此，已经可以从中看出把握全局的气势，而且其中许多设想也为后来的事实证明是切实可行的。例如，提出要在今后三年编写出一批各个学科的基础著作和工具书以及研究外国政治、经济和经济学、文学、史学、哲学等流派的专著，要筹备建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苏联、美国、日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西欧、中国现代史、经济数学方法等14个新研究所（原来的学部只有14个所），要成立辞书编辑机构，要恢复经济学、哲学、史学、法学等学会组织，要恢复和创办一批刊物，还要新建科研用房、职工宿舍和学术报告厅等设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个设想中已经提出了每年培养500到1000名研究生的问题，而且提出要把社科院的现有人数翻两番。

　　接着，胡乔木在1977年12月20日召开的社科院全体党员大会上，要求各研究所抓紧制定三年科研规划和八年工作设想。事隔20天，他未等大家喘息，又力促召开了社科院制订科研规划的动员大会。那次会是借商务印书馆的礼堂召开的，胡乔木到会讲了话，详细阐述了社科院三年规划和八年设想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他指出：规划要包括新建的研究机构，拟恢复、充实和新建的学科，重要课题和基础性著作、工具书，以及队伍建设和后备队伍的培养。制订规划要有雄心壮志，又要切实可行；要有远大理想，又要有实际的基础。要把社科院的规划与全国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规划配合起来考虑，无论社科院还是全国的规划都要力求跟整个国家的建设、科学文化事业、经济建设等各方面事业相适应。在讲话中，他第一次对外公开了自己关于建立一些新所和新学科的设想。与1977年11月10日上报的那个初步设想相比，这次提出的设想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例如，在拟建的新所中，提到了政治学所、社会学所，以及工业、农业、财贸等经济方面的研究所。他还提出，要尽早举行全国性的分学科规划会议，然后把这些规划综合起来，为制定全国的规划作准备。会后，他草拟了“八年拟新建的研究所（草案）”，并亲自动手修改新的编制报告，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草案中提出拟新建的研究所总共有40多个，一个前几次都没提到的所是世界政治研究所（原来学部只有世界经济研究所）。

　　距离科研规划动员会仅半个月时间，社科院便于1978年1月25日召开了北京地区经济学规划座谈会，来自国务院各部委、高等院校、科研部门、新闻出版单位以及北京市的有关部门共90多个单位300多人与会。胡乔木再次到会，并作长篇讲话。随后，社科院紧锣密鼓地又召开了北京地区世界经济学规划座谈会。可惜，这时胡乔木因前一段工作过于紧张而生病住院，未能出席。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不时催促院党组讨论各所报来的规划,并在病房中听我汇报讨论的情况，让我转达他对这些规划的意见。出院后，他不仅多次参加党组讨论各所规划的会议，而且抽出时间直接听取了法学、哲学、宗教等几个研究所科研规划的汇报。

　　为了开好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根据胡乔木的建议，社科院于1978年6月上旬邀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科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来京，借中央党校召开了全国规划会预备会的筹备会；以后，又于同年9月份借首都剧场召开了全国规划会的预备会。这两次会，胡乔木都出席了，而且都作了讲话。在这两个讲话特别是后一个讲话中，胡乔木着重阐述了社会科学对于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大作用，强调制订规划要不怕艰险，敢于坚持真理；指出规划应达到的十项目标，即规划的研究成果应该对重大的社会科学理论与现实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应该能对世界学术作出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特有的贡献，应该包括编写出一套社会科学的基本教材、各种基本的工具书，应该能填补研究的空白，应该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基本国情的调查，应该包括队伍和领导的整顿问题以及队伍的培养问题，应该做好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和国内国外的资料、情报、翻译工作。由于胡乔木在千头万绪中抓住了规划这个牵头的东西，很快就把社科院这潭“死水”搅活了，使大部分人由原来闲得要死，一下子变为忙得要命，再也顾不上什么两派的你是我非了。

　　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胡乔木还陆续提出和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基础、中共党史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写作，提出和指导了社科院科研计划局、计划联络局、人事局、外事局，以及院刊、出版社、研究生院等一批院直机构的建立，提出或支持了与社会科学关系密切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及中国地方志的编修，提出和推动了社科院对外学术交流的开展。尤其是对毛泽东思想基础、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几本书的写作，对院刊和研究生院的创办，对外学术交流的开展，他投入的力量最大。为了确定那几本书和院刊的主编以及研究生院的院长、副院长人选，为了给写作班子和研究生院找临时落脚的地方，他要反复找人谈话，亲自去查看房屋，出面请求有关部门支持。为了刊物的一篇稿子上不上，他要和有关同志一再商量，多次召开会议研究。甚至为了一个学生能不能被录取，他也亲自过问。记得研究生院在第一届招生中，文学系一位考生成绩很好，只是因为直系亲属犯有一般性错误，政审没通过。文学所三位同志联名致信胡乔木，希望能录取她。胡乔木看后，当即让我了解一下情况。我同信访科的同志一起分别找了文学所和院政工组的负责人，经过研究，一致认为应当录取那位考生，使问题得到了解决。

　　胡乔木对开展社会科学的对外学术交流十分重视，这一方面是为了了解和借鉴国外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进展和新方法，促进国内社会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通过交流，把国内的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介绍出去，开辟民间外交的新渠道。1978年下半年，当社科院工作基本走上轨道后，他对我说，明年打算到国外去看看。刚巧，日本学士院在1979年1月成立100周年，要举办隆重的庆典，邀请世界各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领导和著名学者前往出席，也向胡乔木发出了邀请。于是，他应邀前往日本访问了10天。这是社科院成立后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高级别的代表团（此前宦乡副院长于1978年11月率经济学家考察团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访问了两个月），除胡乔木和他的夫人外，只有一位翻译和我，总共四个人。访问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除了参加学士院庆典的各项大型活动，胡乔木还利用这次机会，广泛接触了日本的著名学者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他先后到家中拜访了裕仁天皇的三弟、对华友好人士三笠宫崇仁亲王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副理事长宫川寅雄、著名作家井上靖；探望了重病卧床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拜会了日本学士院院长和达清夫和日本学术振兴会会长增田四郎；前往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和京都大学会见了向坊隆、清水司、冈本道雄等三位现任校长，以及加藤一郎、吉川幸次郎等著名学者；在东洋文化研究所、“读卖新闻”社与一些学者举行座谈会，了解日本研究所如何开展工作，并介绍中国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新的文化政策。另外，还参观了横滨港、日产汽车公司的一个工厂，约见了新日铁董事长道山嘉宽，向他征询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这次访问十分成功，为社科院与日本的学术交流铺平了道路。

　　此后，仅1979年一年，社科院就有院、所两级派出的四五个代表团访问日本。同时，日本也有以小林义雄为团长的国际贸易促进会经济研究者代表团，吉川幸太郎为团长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代表团、竹内宏为团长的经济学者代表团，都留重人为团长的社会科学代表团，有泽广巳为团长的人文社会交流协会代表团，梅焯忠夫为团长的民族学者代表团，加滕一郎为团长的人类环境问题代表团等七八个代表团，以及宫川寅雄、一圆一亿等许多学者前来社科院访问。那一年，胡乔木原本还要率领社科院第一个访美代表团前往美国访问，由于工作离不开，临时改由宦乡副院长担任团长，从而打开了中美之间社会科学的学术交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