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党在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领导人，改革开放初期，他协助邓小平在思想文化战线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科学地阐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促进党的文化政策调整　

　　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核心问题，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明确做出回答：我们的文艺是为着“最广大的人民大众”［1］的，主要就是为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服务，而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毛泽东认为，“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于政治”。“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1］（pp.866，865）毛泽东的文艺观及其引领下的文艺实践有效地唤起、动员了民众，为促进中国革命的胜利及推动文艺的普及，为新中国的文化重建，为鼓舞人们建设国家、树立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等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于政治”，常被狭隘地理解为文艺必须配合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运动，甚至要求文艺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于是出现了一些长期困扰中国文化发展的问题（如政治与行政干预过多、过于简单粗暴，文艺作品的概念化、公式化，学术艺术问题、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时常混淆，等等）。［2］1957年文化界的反右派斗争，采取行政手段和群众斗争的方式去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文艺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教训尤其深刻。因此，如何调整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是新时期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胡乔木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进行了一分为二的重点阐述，推动了党的文化政策调整。　

　　1979年8月29日，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同志谈话时，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做出如下阐释：“文学是上层建筑，政治也是上层建筑。但两者性质不同，任务也不同，社会作用和作用的方式也都完全不一样，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政治必然影响文学，但如认为政治能够或应当决定文学的发展，那就是政治史观而不是唯物史观了”，［3］充分肯定了文艺的相对独立性。9月18日，胡乔木、邓力群致信胡耀邦并转周扬，就周扬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征求意见稿）》提出：“全文的关键似在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出新的提法，不再因袭过去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等提法。过去的提法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过于简单化……还是要给以历史的积极的解释和估价，因为它是当时时代的产物，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也产生了消极作用），但现在仍然因袭就不适当了。”［4］　

　　在1979年10月30日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所作的祝词舍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提法［4］（p.345），而是提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5］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明确表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5］（pp.255~256）据此，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6］新的“二为”方向，是党在文化建设指导思想上的重大调整。　

　　胡乔木努力推动“二为”方向的贯彻。针对一些不赞成以“二为”方向代替原有方针的僵化思想，1982年6月25日，他在中国文联四届二次全委会招待会上指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法“在表达我们文艺服务的目的方面，来得更加直接，给我们的文艺开辟的服务途径，更加宽广”。这首先是因为“政治本身不是目的，政治是达到我们的目的的一种手段”，“政治的目的是为人民的利益”，“人民、社会主义这是根本的目标，是非常广阔的概念。它们把政治包含在内，但不单单归结为政治。它们是政治的目的，政治的正确性归根到底要用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来衡量和保证”。 ［7］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的作品是反映人民的生活的，我们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团结人民，鼓舞和教育人民”。［7］（p.563）执政党要领导全社会，“我们的文艺作品，毫无疑问，它的思想内容的主要倾向（如果有倾向）是要拥护人民，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表现某些强烈的政治主题，这是我们提倡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是文学艺术的唯一主题”。［7］（p.563）因此，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法比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更加准确、更加清楚。其次，“为政治服务可以并且曾经被理解为当前的某一项政策，某一项临时性的政治任务、政治事件，甚至为某一个政治领导者的‘瞎指挥’服务。应该承认，为狭义的政治服务，在某种范围内也是需要的（只要这种政治确是代表人民当时的利益），但是决不能用它来概括文学艺术的全部作用”。而“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只要有益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世界观、理想、道德、品格、信念、意志、智慧、勇气、情操和整个精神境界，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7］（pp.514~515）　

　　正确把握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党对文艺的领导。胡乔木明确提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是指党对文学艺术发展方向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上。他指出：“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党要承担领导责任”，“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许多事情，不是在党的直接指挥下，经过党的组织就能够完成的，而是要通过国家和社会的有关组织、党和党外群众的合作才能进行的”，“有许多与文学艺术发展方向关系不大的事情，党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干预”。［7］（pp.555~556）1981年12月27日，胡乔木在全国故事片电影创作会议上指出：对于文艺工作，只是“无为而治”是不行的，“‘管得太具体’也不对”。［3］（p.188）　

　　胡乔木对文学的党性与文学家、艺术家中的共产党员的党性这一在相当长时间内是非混淆的问题进行了区分，他明确指出“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共产党员文学家，首先是共产党员，同任何共产党员一样”，“他必须有坚强的党性”。因此，“共产党员文学家决不可以把他所从事的文学艺术工作当作与党无关的个人事业，而应该把它看作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决不可以因为是文学家就自视特殊，而应该把自己看作是党的组织的守纪律的成员。这个问题比较简单，这些原则是不能含糊，不能有丝毫疑义的。” ［7］（p.557）至于文学的党性，“是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思想倾向中所集中表现的阶级立场、政治立场、党派立场，这并不是一般文学作品所普遍具有的” ［7］（p.558），“不必要也不应该成为对所有的文艺作品的要求”；“如果那样要求……我们的文学观就太狭窄了”。而且，“这种倾向性，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要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就是说，要通过深刻反映社会生活本身的规律，通过严格遵循艺术创作本身的规律来表现，而不应该违背生活、违背艺术的规律，从外面加进来，硬塞给读者。” ［7］（p.559）他根据中外文学的客观事实，指出文学艺术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有的带有一定的倾向性，有的很难直接说出它的社会政治倾向性来。因此，“只要是合乎美学标准的，也能够在一个方面起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我们也要让这一类作品充分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7］（p.558）这一理念拓展了文学艺术的表现空间，是对文艺多样性的包容与鼓励，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基础，利于纠正以往长时期把文艺功能狭隘化的现象。　

　　上述文艺与政治的相关问题，都是当时理论与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胡乔木条分缕析的阐释解决了人们的思想困惑，有利于“二为”方向的贯彻落实，推动政治与文艺间的良性互动。　

　　二、实事求是地总结和评价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文化领域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重灾区。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如果不对毛泽东的文艺观做出科学分析，就不能澄清人们的思想，真正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文化大革命”后，在邓小平主持下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回答了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为什么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以及怎样区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但《决议》没有具体评价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胡乔木是《决议》起草工作的负责人，又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整理者、宣传者，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其实践有深刻的认识。　

　　1981年8月8日，在中宣部召集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胡乔木就怎样认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发表了意见。他指出，《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的解放区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的发展，而且是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 ［7］（p.513）《讲话》的要点是：“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的源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方，必须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间去……才能够写出反映他们的生活、符合他们的需要的作品”，“作家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上，创造文学艺术的作品，来团结和教育人民，惊醒和鼓舞人民，推动人民为反对敌人、改造旧社会旧思想、建设新社会新生活而斗争。”［7］（p.513）胡乔木指出：“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时代，党中央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他强调：“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动摇的”。［7］（pp.513，519）　

　　同时，胡乔木提出：“对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也要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我们不能用‘句句是真理’或者‘够用一辈子’那样的态度来对待”，“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关于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这些互相关联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种不利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他对于文艺工作者发动一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批判上，以及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上（这两个批示中央已经宣布正式加以否定）。这两个事实，也是后来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远因和近因之一”，“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他还指出：“我们也要看到，毛泽东同志即使在晚年，对文艺问题也发表过一些好的思想。比方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戏曲改革，从原则上来说，也是正确的”；1975年，毛泽东“重新提出了‘百花齐放’的口号”。［7］（pp.515~517）他希望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正确的核心要坚决加以维护和发展，对于它的某些不正确方面不要重蹈覆辙” ［7］（p.516），并提出“任何时候都必须全面地看问题” ［7］（p.488）。　

　　对衡量文艺作品的标准，胡乔木进行了详尽地阐述。他指出：“对于一部作品，应该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去评价。从总体上来说，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涉及的方面很多，包括政治观点、社会观点、哲学观点、历史观点、道德观点、艺术观点等等，而且这些观点在文艺作品中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同艺术的形象、题材、构思，艺术所反映的生活真实相结合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衡量、评价一部作品的思想内容时，除了分析它所包含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以外，还必须分析它所包含的其他方面的思想内容，它对生活的认识价值，这样才能全面地评价作品的思想意义。否则，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势必硬把作品变成某种政治观点的图解物。因此，不能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仅仅归结为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毫无疑问，革命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对革命作家是绝对重要和绝对必要的），不能孤立地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硬要那样做，就必然导致实践上的简单粗暴，妨碍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 ［7］（p.515），不利于文艺的繁荣。　

　　实践证明，胡乔木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分析与判断是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对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以正确的文艺批评引导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学艺术不断繁荣发展，但也有人将四项基本原则污蔑为“四根棍子”，说发表反革命言论也享有“自由”，把“双百”方针理解为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无底线的“创作自由”。针对一些人对“双百”方针的曲解，胡乔木指出：“双百”方针的基本点，“就是在学术上实行民主讨论，在艺术上实行自由竞赛，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发展正确和先进的东西，纠正错误和落后的东西，用真、善、美来克服假、恶、丑，来求得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健康前进”，［7］（p.493）不能把它作为自由发表错误言论的依据。而且，“双百”方针不是党在思想工作方面的唯一方针，是与“二为”方向、在一切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中都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一系列方针联系在一起的。［7］（p.494）　

　　胡乔木坚持文艺批评的着眼点是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他指出：“正确的批评当然首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7］（p.507）对错误的思潮和作品一定要进行批评，“在社会主义中国，在我们的文学刊物上，对于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作品（这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是不能宽容的。” ［8］1981年8月，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胡乔木说：“我们对电影剧本《苦恋》和根据这个剧本拍摄的影片《太阳和人》进行批评，就是因为它们歪曲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历史发展，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否定了党的领导。”［7］（p.481）不通过文艺批评使我们的文艺界、思想界和全党受到教育，增强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做斗争的能力，我们的文艺事业和其他事业就很难保证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胡乔木还对文艺界思想涣散软弱的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对于《苦恋》这样显然存在着严重政治错误的作品，我们的文艺批评界的许多同志竟然长时间内没有给以应有的批评，直至让它拍成电影。在《解放军报》发表批评以后，一些同志除了指责这些评论文章的缺点以外，仍然不表示什么鲜明的态度。这不但是软弱，而且是失职。在社会科学和其他思想工作领域内，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我们再不能容忍这种状态继续存在下去了。” ［7］（p.490）　

　　同时，胡乔木反对批评的简单、笼统和粗暴。他指出：“文艺批评是一门专门的科学”，认为开展“正确的批评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对需要批评的对象，需要批评的人或事，或观点，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第二，人民内部的批评，一定要有团结的愿望”，“第三，从以上两个前提出发，我们的批评要既入理，又入情”。“入理是说切合事理，充分说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入情是说保持同志态度，准确理解和分析被批评者的心理状态，动之以情，而不要不近人情”。［7］（pp.508~509）　

　　四、重视文艺的力量和社会效益　

　　文艺是文化建设的内核，文艺作品是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载体，在历史转折时期，胡乔木非常重视发挥文艺凝心聚力的作用。1980年3月28日，在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他向文艺工作者发出号召：“让我们携起手来，放声歌唱，用各种各样健康的、对祖国和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的歌声来鼓舞全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战士和广大的革命青年，鼓舞他们建设和保卫我们的祖国，建设和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新生活！” ［3］（p.101）　

　　改革开放初期，文艺政策的重大调整、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唤起了文艺家的创作激情及对艺术的探索、求新，但也出现了一些思想上的混乱。一方面，一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怀疑、迷茫、失望甚至怨恨的情绪没有散去；另一方面，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文化领域掀起一股翻译、学习西方文艺理论和作品的热潮。文艺创作中，一些人深受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热衷于写所谓的社会阴暗面，把历史过程偶然化、虚无化，把现实世界碎片化、功利化，把人性挖掘欲望化、丑恶化，一些作品呈现出灰暗、虚无、暴力、色情和艺术实验至上的特征。这种思想取向显然不利于鼓舞人们同心同德、“一心一意搞建设”。对此，胡乔木进行了积极引导，他认为：“文学艺术的读者既然是广大人民群众，就不能不要求它用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社会主义思想来团结人民、鼓舞人民、教育人民。”［7］（p.558）关于文艺作品怎样对待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以及应怎样对待“文化大革命”等历史问题，他指出：“揭露和批判阴暗面，目的是为了纠正，要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使人们增强信心和力量，防止消极影响。”［7］（p.518）他肯定了过去几年大量出现的关于反右派、“反右倾”和十年动乱的揭露性作品对于认识历史，批判“左”倾错误，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产生了积极的作用。［7］（p.518）“我们党从打倒‘四人帮’以来，经过差不多五年的时间，才给‘文化大革命’和建国以来历史上的一些其他问题作了科学的总结，目的就是为了和过去的错误告别”，因此，他“希望全国的作家、艺术家能把创作活动的重点转到当前的建设新生活的斗争中来”。［7］（p.519）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现在有，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还会有各种阴暗现象，但我们“一定要看清全局，看清主流，看清前途。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尤其是其中的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该对党和人民的前途、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抱着积极的态度”。［7］（pp.519，521）　

　　胡乔木对片面宣传现代派的思潮也进行了批评。1983年6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部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肯定“艺术的创新是永远需要的”，“艺术包括文学总是不断地推陈出新”，但是，他反对“在创新的名义下反对社会主义”。［8］通过分析中外文学艺术发展的大量历史事实，他指出：“艺术的历史说明，艺术不能离开生活。” ［8］（p.263）对于引起讨论的文学中自我表现的问题，胡乔木认为，“在某种意义可以说，任何作家的创作都是自我表现”，“因为任何创作都不能离开作者的感情、思想，作家必然要追求自己的个性”，但对自我表现要进行具体分析，看“它究竟反映了什么东西、表现了什么东西”。［8］（p.259）他指出：“假如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要社会功能，不要社会内容，抛弃了社会利益，这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不相容的。” ［8］（p.265）对当时文艺界一些人盲目推崇现代派的情况，他指出：“现代主义在二十世纪也不能成为主流”，“反理性主义很难写出好作品来”，而“现实主义作品产生了许多文学人物、场景，提出了许多有社会意义的问题，道路很广阔。现代派太不能与之相比了”。［8］（pp.262~265）胡乔木针对当时有些人对于现代派片面宣传的情况，提出对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采取两种不同的态度：“假如宣传任何艺术都是根本不要什么内容的，说这是艺术的唯一出路，那么我们就要跟这样的观点进行争论”；“如果在利用现代派技巧的幌子下来掩盖反对社会主义的内容，那么我们是要坚决反对的”。［8］（p.265）但他不排斥对现代派技巧的借鉴。王蒙是当时借鉴现代派写小说的最有影响的作家。1981年，胡乔木读了《王蒙小说创新资料》后“对之很欣赏”，致信王蒙，并“写了一首五律”，“表达他阅读的兴奋心情”。［9］他期待王蒙写出更多反映现实、催人奋进的新作。　

　　作为中央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负责人，胡乔木对作家和作品非常熟悉。他对郭小川的《厦门风姿》、茹志鹃的《百合花》、魏巍的《东方》、莫应丰的《将军吟》、谌容的《人到中年》、陈祖芬的《共产党人》、从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和《北国草》都有很高的评价。他肯定《喜盈门》、《牧马人》、《巴山夜雨》、《高山下的花环》等电影作品，称赞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是“一部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富有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的优秀电视连续剧”，“攀登上了电视艺术的高峰”，说明“中国艺术界不要一味跟在西方的现代流派后面追”，可以“制作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高水平的作品”。［8］（p.295）他对优秀作品竭力推介，对作家关心备至。他读了黄永玉的散文和素不相识的作家从维熙的作品，欣赏之情溢于言表，为求艺术的完美，他写了长信，像老师批改作业般认真对文字、标点和语法进行订正，不厌其烦。他读韦君宜《病室众生相》，不仅高度评价了这篇“文字清素而情致浓郁，韵在言外”的难得的散文佳作，而且还推介了韦君宜的长篇小说《母与子》，表示“深深地被这部真实的热烈的小说吸引和感动”。他对所谓现实主义“写法太‘老’了”的说法不认同，表示：“我不知道如果按某种新的写法写出能否还像现在这样动人”。［8］（pp.326~327）他坚持原则，对错误观点进行批评，但对艺术家非常爱护，对新老作家谦恭而热情。萧乾回忆与胡乔木的交往时说，他给人温暖，“常常希望让每个中国人，不论其政治地位或者一时行情如何，都能发挥些作用。” ［9］（p.318）　

　　五、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人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社会关系，抽象地谈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问题。“至1983年，国内报刊发表谈论有关异化和人道主义的文章达700多篇。” ［10］他们滥用“异化”概念，大谈社会主义的“异化”，攻击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思想、政治、劳动诸领域都存在“异化”，并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在自身的发展中产生出来的。文艺界则以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问题为创作主题。10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对这一思潮进行了严厉批评，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需要写有分量的文章，驳这个东西”。［11］　

　　这一问题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和对社会主义实践的认识，必须澄清，避免由思想理论的混乱带来消极后果。为此，胡乔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四易其稿，形成了一篇谈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12］1984年1月3日，他应邀在中共中央党校做《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报告。他指出：人道主义“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已经发表的宣传人道主义的文章，大都没有区别人道主义的这两种含义”。［7］（p.607）他批评那种“用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甚至要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或部分归结为人道主义”的错误，［7］（p.607）着重批评了这种思潮的根本性的理论命题——“人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出发点”，指出“人类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新出发点”，［7］（p.615）并由此找到了“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具体道路”，从而为解决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答案”。［7］（p.622）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应该表现、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表现“对人的关心、尊重、同情、友爱”，“对真实的人性、人情、爱国心、正义感和普通公民人格的尊严作具体的生动的描写”，“我们反对的只是在文学艺术作品或文学艺术评论中宣传人道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反对歪曲革命历史和革命现实而宣传超历史、超社会的人性论，但是决不反对也不应该反对文学艺术作品表现我们的革命、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革命者和劳动者对人的关心、尊重、同情、友爱，决不反对也不应该反对文学艺术工作者站在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立场对真实的人性、人情、爱国心、正义感和普通社会主义公民人格的尊严作具体的生动的描写。”［7］（p.645）这一观点既打破了文艺工作者创作上的禁区，同时也坚持了正确的文艺方向。　

　　报告中对“异化”一词作了历史考察，胡乔木指出：“对异化概念，要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把异化作为基本范畴和基本规律，作为理论和方法，一种是把异化作为表述特定历史时期中某些特定现象（包括某些规律性现象）的概念。” ［7］（p.652）之所以有些人会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思想异化”、“政治异化”（或权力异化）乃至于“经济异化”，就是把“异化”误认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之一，用“异化”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消极现象，把马克思用以表述资本主义对抗性社会关系时使用过的“异化”概念，搬来分析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必然导致严重歪曲我们社会主义现实，这种解释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带来破坏性的影响”。［7］（pp.653~654）　

　　报告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阐明了人道主义、异化的科学内涵和应该秉持的态度，这就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抽象的人道主义、异化论的界限，阐明了如何用唯物史观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现实及其存在的问题。报告得到邓小平的充分肯定：“这篇文章写得好，可在《人民日报》发表或转载。由教育部规定大专学生必读。文艺、理论界可组织自由参加性质的座谈，允许辩论，不打棍子。”［11］（p.953）《人民日报》1月27日以转载中共中央党校《理论月刊》的方式发表了胡乔木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12］（p.735）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历史转折时期，是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基础上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型的初期，迫切需要进行思想引导、整合，构建与时代相适应的文化秩序与权威，为现代化建设导航、定向。在这种情形下，胡乔木以文艺为抓手，影响思想文化战线，协助邓小平做了大量工作，他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既反对思想僵化，又反对自由化，坚持用说理的方法去解决一些根本性的、尖锐的及有影响的重大问题，以加强党的思想领导，坚持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杨尚昆指出：“当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时候，乔木又毫不犹豫地进行斗争。虽然有各方面的非议，有各种各样的压力， 他一点也不动摇，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忠诚和坚定。”［9］（p.4）胡乔木以其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素养，洞察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文化对治理国家、凝聚民族向心力的重要意义，努力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八九”政治风波的出现，从反面证明了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对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要性。　

　　［ 参 引 文 献 ］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6页。　

　　杨凤城：《中国共产党90年的文化观、文化建设方针与文化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胡乔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　

　　徐庆全：《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40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页。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人民日报》1980年7月26日。　

　　《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0~561页。　

　　《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8页。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311页。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4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274页。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40、938页。　

　　《胡乔木传》下，当代中国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30~731页。　

　　［责任编辑：郑珺、杨文利］　

　　［作者简介］欧阳雪梅，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