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胡乔木同志在中央宣传部召集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出单行本时，胡乔木同志写了作者前记：“这篇讲话已经发表过几次。每次发表前，作者都曾经作过一些修改和补充。现在在《文艺报》要发表和人民出版社要出单行本的时候，作者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因此，它和最初发表的样子已经有了不少差异。这是需要向读者说明的。”）

　　第四个问题，怎样认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这是一个文艺理论的专门问题，我现在只能主要就政治方面说一些个人意见。

　　六中全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科学地阐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个任务，经过很多同志很长时间的集体努力，已经由六中全会完成了。说到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我认为，这个题目的内容很丰富，很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而这项工作我们现在还做得很少很少。我们的工作决不能限于研究一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或者加上一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它要包括研究毛泽东同志所创作的优美诗词和大量的优美散文，研究这些作品的美学观点和美学价值，以及他对历史上和现代一些作家和作品的评论、评价、鉴赏。我们必须尽快地把这些方面的资料收集起来，进行整理。所以，为了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我们现在所依据的资料是很不完全的。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认为，这个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的解放区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的发展，而且是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它的要点是：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的源泉。生活可以从不同的立场反映，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反映。必须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解决立场问题。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方，必须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间去，首先是占人民绝大多数的工农兵的生活中间去，这才能够写出反映他们的生活、符合他们的需要的作品。这不但是作家、艺术家的义务，也是他们过去常常求之不得的权利。作家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上，创造文学艺术的作品，来团结和教育人民，惊醒和鼓舞人民，推动人民为反对敌人、改造旧社会旧思想、建设新社会新生活而斗争。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代，党中央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为人民服务，决不可以跟为工农兵服务对立起来。虽然工农兵不能够代替全体人民，但是他们究竟是人民的最大多数。社会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也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也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说的“群众的政治”。为社会主义服务，跟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比较起来，前一个提法更加准确，更加清楚。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一切政治归根结底都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手段，政治本身并不是目的（保证每个不反对社会主义的个人应有的自由权利和人格尊严这一点也许可以作为例外），我们不能为政治而政治，所以也不能为政治而文艺等等。即令有时我们这样说了，实质上还是等于说为人民而文艺等等。其次，这也是因为，为政治服务可以并且曾经被理解为当前的某一项政策，某一项临时性的政治任务、政治事件，甚至为某一个政治领导者的瞎指挥服务。应该承认，为狭义的政治服务，在某种范围内也是需要的（只要这种政治确是代表人民当时的利益），但是决不能用它来概括文学艺术的全部作用，就如同宣传画和讽刺画是需要的，但是毕竟不能用来包括整个的绘画。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业，我们的文学艺术为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这是社会历史发展所必然产生的任务，是每一个社会主义文艺家的光荣职责。当然，艺术的门类品种不同（例如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舞蹈、建筑艺术等等以及各自的进一步分类），它们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方法、方面和性质不可一概而论，我们对它们的要求也不能“一刀切”。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只要有益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世界观、理想、道德、品格、信念、意志、智慧、勇气、情操和整个精神境界，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在今天的中国，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人民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正在把社会主义推向前进，如果我们的文艺离开了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不去为它服务，反而损害它的利益，那么人民为什么需要这种文艺呢？因此，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要求作家深入到生活里面去，深入到群众里面去，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动摇的。

　　同时，对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也要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我们不能用“句句是真理”或者“够用一辈子”那样的态度来对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种态度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注〕，关于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这同他给雷经天同志的信中的提法直接矛盾），关于把反对国民党统治而来到延安、但还带有许多小资产阶级习气的作家同国民党相比较、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提法，这些互相关连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种不利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他对于文艺工作者经常发动一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批判上，以及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上（这两个批示中央已经正式宣布加以否定）。这两个事实，也是后来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远因和近因之一。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

　　因此，在讲到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的时候，我希望同志们对于它的正确的核心要坚决加以维护和发展，对于它的某些不正确方面不要重蹈覆辙。党中央决定，在进行批评的时候，一律不要围攻，不要压服，不要无限上纲，就是接受了历史的教训。对于各个人，各个作品，各个观点，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搞围攻，一搞运动，就必然离开说理的态度，离开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这个正确的方针。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毛泽东同志即使在晚年，对文艺问题也发表过一些好的思想。比方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不就是六十年代上半期提出来的口号吗？我们现在大家都赞成嘛。戏曲改革，从原则上来说，也是正确的，不然还有什么推陈出新呢？对于美术，对于人体画，他也发表过正确的意见，这个意见现在许多比较保守的同志和群众还不容易接受。一九七五年，也还是毛泽东同志批准了电影《创业》和《南海长城》的放映，姚雪垠同志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二卷的出版，《鲁迅全集》的重新出版和鲁迅纪念馆的扩建，聂耳、冼星海音乐会的举行等等，并且重新提出了“百花齐放”的口号，暂时打击了江青一伙独霸文艺阵地的疯狂气焰。总之，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多花一些功夫，把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认真地全面地研究一下，不要用简单的不明确的概念作为大前提来作这样那样的推论。那样会使得人们不容易了解你这个概念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它包含哪些方面，不包含哪些方面。解放军的各位领导同志对于小平同志说的对“三支两军”要说两句话，不要说一句话，非常拥护。我们对待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也需要采取这样的分析态度。只有这样，才合乎唯物主义，合乎辩证法，也才能把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科学地结合起来。

　　［注］：对于一部作品，应该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去评价。从总体上来说，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涉及的方面很多，包括政治观点、社会观点、哲学观点、历史观点、道德观点、艺术观点等等，而且这些观点在文艺作品中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同艺术的形象、题材、构思，艺术所反映的生活真实相结合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衡量、评价一部作品的思想内容时，除了分析它所包含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以外，还必须分析它所包含的其他方面的思想内容，它对生活的认识价值，这样才能全面地评价作品的思想意义。否则，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势必硬把作品变成某种政治观点的图解物。即使是政治倾向十分强烈的文艺作品，它的思想内容也不可能只限于政治倾向，除非它不具备一般文艺作品的特征。因此，不能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仅仅归结为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毫无疑问，革命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对革命作家是绝对重要和绝对必要的），不能孤立地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硬要那样做，就必然导致实践上的简单粗暴，妨碍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

——摘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41—9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