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胡乔木曾两次谈到历史学家张荫麟（1905—1942）的当代史情结。一次是1985年11月4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送审本讨论会上说：“一个当年清华大学毕业、留学美国的历史学家张荫麟，他说1932年中国最好的一篇历史文章是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这是很有见解的。”另一次是1988年8月20日，他与有关同志就《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书稿修改问题谈话时又说：“过去有个史学家张荫麟，在《大公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说鲁迅写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这篇文章的确是把国民党时期专制的历史记下来了。找不到一篇文章看了以后可以像这篇文章那样让人相信，那样吸引人们的同情。”（《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302页）

　　胡乔木的两次谈话，均是凭记忆有感而发，与事实略有出入。经笔者考证，张荫麟确实写过一篇评论鲁迅作品的文章，但是评论的并非《为了忘却的纪念》，而是收有《为了忘却的纪念》的《南腔北调集》，题为《读〈南腔北调集〉》。但这些记忆上的小出入，并不影响胡乔木对张荫麟的史识、特别是当代史情结的评价。

　　张荫麟评价《南腔北调集》的标准是史学家的价值观。他说：“我是有历史感的，特别注意它的史料价值。但这个‘史’可不是上古、中古或近古的‘史’，而是我们当前的时代的史。一个时代的性质，可用其中感觉敏锐的青年的遭遇来量度。这话若确，那么，我们在这小集子里可以发现极重要的史料，而后世的史家必将感谢我们的提醒的。”（李洪岩编选的张荫麟随笔《素痴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这百余字的论断，彰显出张荫麟的当代史情结。张荫麟在文章中认为，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揭露的血腥事实，即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和殷夫五位左翼青年作家的被害，确实“把国民党时期专制的历史记下来了”。

　　《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是鲁迅为悼念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牺牲的左翼青年作家而写，矛头直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背叛国民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罪恶行径。文中提到的“五个青年作家”1931年1月17日被捕，2月7日在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被秘密枪杀。在“五个青年作家”牺牲两周年之际，鲁迅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当他回忆起两年前由于“五个青年作家”被捕，自己不得不到一家客栈避难的恐怖情景时，愤然写道：“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使我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在文章的结尾，他更加意味深长地说：“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纪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为了忘却的纪念》是革命者“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继续战斗的檄文，是鲁迅“目睹许多青年的血”秉笔直书的一页珍贵的信史。张荫麟用史家的独特视角和深邃思维，把鲁迅的杂文作为史料研读，敏锐地发现其中的重要历史价值，呼吁世人高度关注“当前的时代的史”，确属难能可贵。胡乔木把张荫麟的当代史情结提升到史家的史识高度加以倡导，同样难能可贵。

　　其实，重视当代史研究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孔子。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曾指出：“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汉书·董仲舒传》）他又把孔子撰修的鲁国242年的历史，按照12个执政者执政的顺序从后往前推移，分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三个阶段：“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春秋繁露·楚庄王》）东汉学者何休对此进一步诠释说：“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即祖父——引者注）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董氏、何氏所言“考之于今”，“君子之所见”，“己与父时事”，即“所见世”，便是当代史。司马迁继承孔子开创的修史传统撰《史记》，更加重视当代史。《史记》写起于传说中的黄帝，讫于西汉武帝的历史，共130篇。其中，完全写西汉史的51篇，重点或大部分写西汉史的15篇，二者相加66篇，超过全书篇幅的半数以上。正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说：《史记》“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史通·杂说上》）

　　作为史学研究者，由此获得的启示是：当代人应治当代史。我们都应该像鲁迅、胡乔木、张荫麟那样，心存修当代史的情怀和史识，同心协力，不断把当代史研究推向新的广度和深度，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田居俭，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