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英国著名的近现代中国问题研究杂志《中国季刊》2006年总第188期，是麦克法夸尔应该杂志主编之约，为纪念杂志创刊45周年而作。《中国季刊》1960年正式创刊，麦克法夸尔担任了第一任主编（1960—1968）。现在，该杂志已经成为海外中国研究领域影响力最大的刊物之一。本文回顾了当年创办该刊的过程，并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的发展脉络，表达了自己独到的看法。感谢麦克法夸尔授权译者翻译本文。
1959年，当被任命为《中国季刊》的主编时，我的设想是刊物应该主要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个方面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但也应当偶尔有一些关于当代台湾问题和海外华人的文章。那年秋季，我用较短的时间到美国的几所大学去探访能为杂志撰稿的学者，主要是社会科学家。但是，即使在那几所有着较为突出的中国研究项目的学校里，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也主要是不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哈佛大学的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已经出版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写了一些有关当代问题的文章。麻省理工学院的白鲁恂(Lucian Pye)正在推动政治学家们把比较政治分析引入到东亚研究中。在伯克利，舒尔曼（Franz Schurmann）本是一位元代史专家，正在写作《共产中国的思想与组织》一书。陈尚惠（S.H.Chen）正关注当代大陆文学。李卓敏（Choh Ming Li）和密歇根的艾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一样，正研究中国经济。在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廷（C.Martin Wilbur）正研究从20年代遇袭的苏联驻北京大使馆获得的文献。鲍大可（Doak Barnett）60年代末也在着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唯一找到的由社会科学家从事经常性的中国研究的是兰德公司。韦廷（Allen S.Whiting）、海尔伯恩（A.M.Halpern）、谢艾丽（Alice Langley Hsieh）都在这里研究中国的对外关系。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震撼，使得美国政府拨付学术界大量资金以培养俄国和中国研究专家。但是直到60年代末，第一批受益者才开始崭露头角。潜在的撰稿人为数不多，我停止了写书评，生怕得罪了其中哪一位。人才缺乏也有好的一面，西方和亚洲的中国观察家们——北京的外交官、香港的记者、进进出出的商界人士——都有机会为杂志撰稿，使《中国季刊》成为正在壮大的中国研究群体的看家刊物。
我考察了当时的中国研究群体，确保《中国季刊》有着广泛的撰稿人群体。他们不仅来自学界，也有一些来自新闻界、智库、政界、商界，甚至情报机构。扎戈里亚(Donald Zagoria)刚离开美国中央情报局，撰写他有关中苏论战的著名分析著作。后来中央情报局也允许伯雷汉(Philip Bridgham)在《中国季刊》上实名发表有关“文革”的一系列分析文章。由于大多数撰稿人都没有机会进入中国，《中国季刊》发表了几篇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文章。热衷于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往往能反映中国国内的情况，这也不失为一个较好的视角。60年代有关中国的信息匮乏，我认为《中国季刊》的撰稿人从远距离对中国国内情形的分析大体还是可靠的。我们争论了有关中国“大跃进”的问题，但没有材料可用来深入分析。《中国季刊》也没有预测到“文革”的爆发，当时刘少奇也没有料到。毛泽东没有表现出来。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有有利的一面。《中国季刊》的撰稿人阅读每日的报纸等刊物了解中国外部的世界，及时了解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国内工作的国际环境。这样一来，理解中国的动向显得容易些。从《中国季刊》可以了解到，中国领导人不仅掌握国内的信息，而且也有专门为他们翻译的刊载国外信息的内部出版物，他们也能掌握国外信息。例如，在《中国季刊》创办之前（1958年）发生的台湾海峡危机事件的有关信息。当时认为，中国炮轰金门、马祖是对中东危机以及美英在黎巴嫩和约旦驻军的反应。稍后，人们认为，炮轰部分是给成立人民公社鼓舞士气。40年后，中东危机的因素在吴冷西著的《十年论战》中得到了印证。今天，进入中国相当容易了。学者们可以长期住在中国深入考察。但是，有时在宏观上把握中外重大关系却变得更为困难了。中国对世界如此开放，中外交往极为频繁，有些还很重要。今天，学者们可以通过网络聊天室了解到整个国际学术界有关中国研究的观点和动向，大大减轻了分析上的困难。
回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季刊》是在新左派时代的顶峰时期创办的，尽管我当时并不清楚这一点。杂志的第1期邀请中国研究领域的资深人士对中国解放以来的10年做了回顾。共同的主题是党和国家的权力与制度。尽管“百花齐放”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反右运动中已经被放弃，但和平统一的国家已经建立，比解放前的形象好多了。只有沃克(Richard L.Walker)在《中国共产主义：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书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中国共产党为巩固政权而发动的较为严厉的政治运动。1957年夏，毛泽东转向“左”，与他的同事一起采取了断然措施。彭德怀元帅及其他一些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被打倒。（数年后，《中国季刊》的一篇著名论文刊载了有关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毛泽东劝说军队的领导同志不要忘了阶级斗争，1963年又发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毛泽东来讲，这是向“文革”的跳跃。这场“文革”标志着毛泽东乌托邦主义的成败、毛主义的兴起和结束，也是实现社会主义中国梦想和现代中国新希望的阻碍。幸好，所有过去的恐惧都已经烟消云散。今天，《中国季刊》有幸招揽到国际学术界数十位学者研讨中国的巨大转折。
改革年代没有曾经的权威性解读。原本的权威性历史叙述在胡乔木奉毛泽东指示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可以看到。这本著作认为，中国革命有两个渊源：一是要反对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的帝国主义，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二是要推翻封建主义，因为辛亥革命前后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者拒绝真正的社会改革。19世纪就已经爆发了很多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太平天国运动，但是，这些运动都失败了，是因为缺乏正确的领导。一个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必然要出现了。
按照胡乔木的说法，中国无产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长壮大起来，在五四运动中第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并且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的国民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胡的著作在1949年中共胜利以后不久写成。他认为，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反帝反封建斗争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28年奋斗的光荣成果。中国革命进入了“新阶段”。在外人看来，尽管中国和过去一样，建立了强大的集权和忠诚的官僚机构，但政权的合法性的确是在于为国家和社会谋福利的宗旨。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经历了自己的革命。在“新阶段”，中国人要走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道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是中国人实现经济和社会两大转变目标的口号。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之后，中国实施了几个五年计划，目标是在全国不同地方奠定工业化的基础。毛泽东在放弃“五年计划”方式转向“大跃进”方式时有一个迂回。但在“文革”前夕，毛泽东又转向“五年计划体制”，并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中国人已经超越了苏联模式。7年之内，农民都已集体化，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国有化或者公私合营。中国设法避免了苏联集体化过程中对农业的严重破坏。“大跃进”中，把生产队合并为人民公社是一个错误。到1965年，过度的平均主义已经得到纠正，广大乡村已经摆脱饥饿，逐步恢复。其后，经历了“文革”。1978年中国开始了新的征程，这是胡乔木的书中没有预料到的。
从21世纪初的视角回望胡乔木所谈及的这30年的历史，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化和融入世界这样一个新的主题。即使用新的话语体系来描述，中国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中国必须废除治外法权，以及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各种侵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但19世纪的中国政府没有做到。英法对中国的侵略没能使中国官僚放弃儒家式的自大。改革是必需的，但口号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894—1895年清政府惨败于日本，这唤醒了中国人。儒家经典的理论认为，中国人创造的文明包括了他们已知的世界，其中有日本、朝鲜和越南北部。但是，日本在战争中的获胜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小兄弟”尽管文化上来源于中国，但已经转变为一个西方式的民族国家。日本不能再被看作是儒家世界秩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已经有别于中国文明。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时，日本伙同西方列强向北京进军，由近亲变为强盗。日本战胜中国的冲击导致了戊戌变法，但百日便流产。1905年，中国政府取消了儒家在中国教育中的基础地位。或许，中国这才真正开始走上富强之路。
袁世凯倒行逆施，反对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在辛亥革命后建立民主制度。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日本入侵，国民党国家建设乏力。这些都证明了胡乔木著作的观点，即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国家和平统一，中国的现代化才能真正开始。但“大跃进”和“文革”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
为了理解“文革”对邓小平等领导人造成的巨大的冲击，应当首先了解50年代初的形势。1951年，胡乔木写就中共赢得胜利的前30年史。当时，亚洲地区百废待兴。二战中日本惨败，遭两颗原子弹袭击，首都东京也被炸毁，刚刚开始从美国占领中恢复独立地位。整个南韩地区甚至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毁坏，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与北朝鲜军队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展开激战。台湾地区，蒋介石避难乡村，意图再起。新加坡和香港还是沉睡中的殖民地。1951年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必定充满信心，要为东亚乃至整个亚洲树立复兴的榜样。
1965年“文革”前夕，日本已经赢得独立，经济奇迹刚刚萌芽。在台湾，蒋介石推行了曾在大陆失败过的土地改革，其他方面还没有大的变化。南韩还处在军事管制之下。新加坡赢得了独立，香港还是老样子。到了1978年，东亚实现了转型，普遍出现了经济发展奇迹。“文革”后幸存下来的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中国已经在东亚失去了领导发展的地位。因此，中国也开启了改革。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令人敬畏。南韩的新威权主义国家建设和新加坡的社会稳定都让人羡慕。同为中国人，台湾的国民党也成就斐然，为大陆的对手树立了榜样。中国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发展，不再当头。当时的口号是：“不管白猫还是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当时的思潮认为，在经历了几次冲击之后，中国现代化开始实现突破。第一次冲击导致中国放弃了传统的儒家；第二次冲击导致中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束之高阁。如此也造成了一个问题：中国传统体制和共产主义体制都需要一个指导思想来凝聚国家和社会。无疑，这就是胡锦涛要求高级领导人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进行探讨的原因。是否会出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体，西方和东亚经验为用”？中共领导人正在融合一种新的理论，这种理论把19世纪的工业革命理论和20世纪的集权计划理论结合起来。
今天，在大多数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核心就是一定形式的民主——这是唯一能够凝聚国家和社会的力量。这也正是孙中山所寻求的。民主能给予公民以国家主人翁的自信，也能给予政治家担当领导的责任感。中国现代化的历程表明，在实现政治转型之前，中国还会有一次大的冲击。可以预见，中国社会的第三次大冲击会发生并且将会和平发生，与第一次冲击（外国侵略中国的战争）和第二次内部大动乱（“文革”）大不相同。《中国季刊》创办45周年了，可能又适逢新的时代。现在，中国研究领域有大量的学术资源可资利用。
（路克利：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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