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有效接触管道：海基会和海协会相继成立
　　这次上海会面之后，两岸加快了民间交往的步伐。
　　1990年11月21日，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成立，辜振甫出任董事长。台湾方面挑选辜振甫出任海基会董事长，是因为辜振甫不仅是台湾政商两界名流，也是痴迷的京剧票友，对中华文化有着很深的认同。
　　同年12月31日始，两岸密使在南怀瑾先生香港寓所中进行了会谈。
　　“海基会，是一副白手套，”曾任海基会副秘书长的石齐平这样形容海基会，“蒋经国开放台胞去大陆，接触越来越多难免会有问题。渔船来台、偷渡客，都需要谈，但双方又不承认对方。所以就想了一个点子———弄一个白手套。手是政府的，套上一个白手套。”
　　海基会的角色定义十分清楚。当时在海基会办公室的桌椅上、文件上，甚至茶杯上，都写有三句话：中国的，善意的，服务的。
　　海基会前副董事长焦仁和后来回忆说：“海基会成立一年后，海协会成立。事先双方应该没有协商，唐树备（1989年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后任海协会副会长）亲自跟我讲，他们也在苦恼，那个时候双方互不承认，没有一个交往的管道。唐树备觉得这样（民间协会）的方式很好。”
　　199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荣毅仁和汪道涵分别出任海协会的名誉会长和会长。荣毅仁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汪道涵曾任上海市市长，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私交甚笃。
　　至此，两岸交往翻开了新的一页，“官方授权、民间接触”逐渐增多。
　　1992年1月8日，海协会向海基会发出了第一份邀请函，邀请海基会派员访问大陆，就联系合作事宜交换意见。
　　不久，海基会复函“愿于双方便利之时机专程拜访。”
　　7月下旬，美籍华人李澄梁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来到北京与汪道涵叙谈。他建议汪道涵直接写信给辜振甫。
　　于是，汪道涵致函辜振甫，邀请他“于当年择日择地”会谈。

　　辜振甫回函接受邀请，并且建议当年10月中下旬或其他适当时候见面。
　　不过，首次“汪辜会谈”未能在当年举行。最重要的原因是，双方尚缺乏会谈的基础，即对“一中”（“一个中国”）原则尚未达成共识。
　　为此，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海协会”和“海基会”在香港就两岸事务性商谈如何表述“一中”原则进行讨论。
　　海协会提出了5种文字表述方式，认为“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态度，可以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
　　海基会也提出了5种文字表述方式。虽然同意“一中”原则，但根据“国统会”的文件，双方在文字表述上，绝难达成一致。
　　“大陆一方决定提前撤回去。台湾代表团在香港多住了两天，等大陆代表团回来，结果海协再也没回来，但双方保持了函电来往，”焦仁和回忆，“会谈结束前，海基会代表根据‘国统会’的解释，拿出了他们最后的表述方案，希望大陆不要反对：“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惟鉴于两岸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保障两岸人民权益，对于文书查证，应妥善解决。”
　　海基会还建议，“用各自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海协会表示，要把表述内容和建议报告研究之后再答复。
　　11月3日，海协会副秘书长孙亚夫打电话给海基会秘书长陈荣杰说：“贵会建议采用贵我两会各自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我们经研究后，尊重并接受贵会的建议。”海协会还建议“就口头声明的具体内容，进行协商”。
　　11月16日，海基会再次致函，告知海协会拟口头表述“一中”原则的要点：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
　　海协会表示同意。
　　至此，“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的“九二共识”，关于“一中”原则的表述问题告一段落。“共识”成为以后两岸正式对话与谈判的基础。焦仁和回忆说：“虽然没有白纸黑字，但等于双方都同意了这一共识，这才有了后来的汪辜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