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石善涛，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
1954年12月日本鸠山一郎内阁上台后，提出了“自主外交”的口号，着手调整外交政策，主张恢复日苏、日中邦交，得到了中苏两国的欢迎和积极回应。在鸠山任期内，苏日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而中日关系却没有实质性突破。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简要梳理和分析。
一、日本调整对外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通过各种手段将苏联排除出日本，实现了对日本的单独占领。随着美苏主导下的冷战不断加剧，美苏在亚太和远东地区的争夺也愈发激烈。新中国的成立使亚洲形势发生了巨变。美国从遏制苏联和中国的战略角度出发，重新审视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和作用，逐步改变了对日政策，由占领初期的惩罚和遏制转而变为武装和扶植，力图把日本建设成为其遏制苏联与中国、称霸远东地区的桥头堡和反共堡垒，“要使日本在今后对付可能在远东发生的新的极权主义的威胁方面，充分起到强有力的稳定的防波堤作用”。［1］
随着朝鲜战争结束，国际局势尤其是亚洲局势趋于缓和。与之相反，日本国内局势却日趋紧张。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后，日本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依旧处于美国的半占领状态当中，遍布日本的美军基地，给日本人民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反美情绪日益强烈。但是，紧紧追随美国的吉田政府不但没有积极调整政策，反而继续强化其统治，导致日本国民的不满情绪一触即发。
旧金山“对日和约”虽然使日本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但由于没有加入联合国，因此缺乏一个独立国家应有的地位和发言权。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日本迫切希望加入联合国以提高国际地位。1952年6月，日本政府首次向联合国递交了申请书，在9月安理会讨论时，作为常任理事国的苏联动用否决权使日本的愿望落空。之后，联合国又接连两次审议日本的加入问题，均遭到苏联的否决，连续的打击使日本国内各界对吉田政府过分亲美的外交政策愈加不满，强烈要求吉田政府改弦易辙，调整对苏关系，早日重返国际社会。
朝鲜停战以后，日本受朝鲜战争刺激而扩大起来的经济规模又面临着原材料缺乏等困境。资金、原料的不足使日本国内生产受到了极大影响，国内外市场开始出现萎缩，日本经济形势由繁荣转向萧条。为了摆脱困境，扩大贸易出口，日本各界、各阶层要求恢复和开拓日中、日苏贸易，并逐渐发展为日中贸易运动和恢复日中、日苏邦交运动。日本国内在1949年已相继成立了多个旨在促进和恢复日中、日苏贸易和邦交的民间团体。到1954年，日本国内广大民众要求恢复日中、日苏贸易，实现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呼声愈来愈高。日本各行各业的一些团体公开发表声明或采取实际行动，表达与中苏两国复交的愿望。吉田执政后期，就连日本政界一些保守的政治家对吉田亲美的外交政策也表示不满，他们在财界的支持下掀起反吉田、建立保守新党的运动。1954年底，已经走入穷途末路的吉田茂宣布辞职，一贯主张“自主外交”的民主党总裁鸠山一郎就任新一届内阁首相。
鸠山上任以后就开始着手调整日本外交政策，主张恢复日苏、日中邦交。在1954年12月9日的竞选途中他就曾表示：应该采取步骤结束同中苏两国的战争状态，作为恢复关系的第一步。［2］在12月10日就任首相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鸠山在谈论外交方针时又明确说：“与苏联、中共也可以进行贸易”，“我认为自由主义国家把苏联、中共当作敌人，不进行交往的贸易，倒会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是互相间和睦相处、努力维持和平、大力开展贸易为好”。［3］12月11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发表声明，表示日本愿意在彼此可以接受的条件下，恢复同苏联和中国的正常关系，并且说，不管其意识形态如何，日本愿意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4］这一表态不仅得到日本国内各界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中苏两国政府的欢迎和积极回应。
二、苏联改变对日外交政策
自日本被正式纳入美国的亚洲战略体系并成为这一体系的支柱与核心之后，分化美日同盟就成了苏联对日政策长期的也是最主要的目标。在日本共产党“和平革命”与“暴力革命”遭到挫折与失败后，苏联的对日政策在1953年以后逐渐发生改变，与一切国家和平相处成为这一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1953年8月8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第一次表明苏联政府准备与日本政府恢复外交关系。［5］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苏联外交政策的转向更加明显。在对日问题上，赫鲁晓夫希望通过积极努力调整苏日关系以达成苏日复交，缓解远东地区的国际紧张局势，从而树立一个实行和平相处政策的大国形象，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调整苏日关系来分化美日同盟，削弱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地位。
1954年7月21日，苏联第一代理外长维辛斯基在会见来访的日本国会议员访问团时表示，苏联政府希望推进苏日邦交正常化及两国之间的贸易文化交流。［6］9月初，《中部日本》报社总编铃木致信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提出“二战结束后9年已经过去，是什么阻碍了莫斯科和东京之间恢复正常的邦交”？9月11日，莫洛托夫在答复中表示：“苏联愿意使它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如果日本也将表示同样愿望的话。”［5］（p.274）这明确传达了苏联准备与日本恢复外交关系的信号。9月12日，苏联第一副外长葛罗米柯在致苏共中央的信中表示：“因为与日本不存在外交关系，彼此间缺乏正常的经贸往来，于苏联不利，而对美国和日本国内的反动派有利。苏联因此在日本失去了应有的影响力，这为美国远东政治、经济政策在日本的实施创造了一个优越条件。”因此，葛罗米柯强调：“苏联应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相应措施。”［7］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联政府频频发表准备恢复苏日邦交的言论，争取日本各界有识之士，以达到迫使在恢复苏日、中日关系上毫无作为的吉田内阁倒台的目的。10月12日，中苏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以下简称《中苏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声明中苏两国愿意采取步骤同日本关系正常化。［8］联合宣言在日本引起了很大震动，日本各界人士纷纷呼吁吉田政府恢复同苏联、中国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正常关系。这让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吉田内阁处境更加艰难，下台不可避免。吉田茂辞职后，鸠山内阁表达了愿意恢复日苏关系的愿望。12月16日，莫洛托夫用发表声明的方式做出回应：苏联政府表示赞同重光葵关于苏日关系的声明，苏联政府准备讨论关于使苏日关系正常化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如果日本政府真正希望在这方面采取步骤的话。［5］（p.276）
1955年l月7日，苏联驻日商务代表多姆尼茨基向鸠山内阁递交苏联政府的信件，表示愿意互换照会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并愿就领土问题、通商、战争罪犯、日本加入联合国等问题进行谈判。当时日本国内以吉田茂为首的亲美派对日苏复交持反对态度，对苏联这一动向表示怀疑和否定，坚持认为日苏应该签订正式的和平条约，并做好长期谈判的准备。但以鸠山为首的主流派的态度却很积极，赞成先以法律的形式结束战争状态，互派大使，然后通过谈判解决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苏联政府完全理解鸠山内阁面临的压力，向日本提出直接进行谈判的建议。1月25日，多姆尼茨基受苏联政府委托向鸠山递交了苏联的正式照会，并提出苏联准备派代表在莫斯科或东京举行谈判的建议。5月，日本同苏联互换照会，决定自6月1日起在伦敦开始举行复交谈判。苏方任命驻英大使马力克为全权代表，日方任命前驻英大使松本俊一为全权大使。6月3日，苏日在伦敦开始正式谈判，经过1年多的艰难谈判，1956年10月19日，两国终于在莫斯科签署了《苏日联合宣言》，宣告苏日关系正常化。
三、中国积极调整对日政策
中国政府一直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积极调整对日政策。在吉田执政时期，中国政府采取了将日本政府同日本人民区分开来的政策，一方面与反共仇华的吉田政府做坚决斗争，支持日本人民争取独立的正义斗争；另一方面又利用民间渠道，大力发展同日本的经贸和文化关系。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与周边环境的改善，中国积极拓展对外关系。日本作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反共堡垒，对美国的亚洲战略意义重大，如果能够恢复对日邦交，就有可能使美日同盟陷于分裂，从而突破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封锁，创造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有利于国内的经济建设。此外，中日民间交往的顺利发展也使中国政府对中日关系的前景产生了比较乐观的看法，希望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即政府间的关系也能有所改善。
1954年6月，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各国平等交往的准则。8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时指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是日本政府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样适用于中日两国关系。［5］（p.143）10月11日，周恩来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学术文化访华团时再次强调：“我们和日本也同样可以根据这五项原则来彼此承担义务”，还说：“我们承认日本人民的日本，日本人民投吉田先生的票，我们就承认吉田先生代表日本……日本人民投谁的票，谁得的票多，谁组织政府，我们就承认谁。”［9］这表明中国政府已开始调整对日政策，希望中日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指导下恢复邦交关系。10月12日，中苏发表《中苏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表示中苏两国愿意采取步骤同日本实现关系正常化。鸠山上台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迅速向中共中央递交多份报告，对鸠山本人及其对华外交政策进行了仔细分析和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例如，建议中共中央积极应对鸠山关于恢复日中、日苏关系的讲话等。［10］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名为《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的文件，确定中国对日的总方针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孤立美国，间接影响日本人民，给日本政府施压，迫使日本改变对华关系，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在这一总方针下，还确定了中国对日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实施计划。［11］
195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再次指出：“我国是愿意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的，如果日本政府也能抱有同样的愿望，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中国政府将准备采取步骤，来使中国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5］（p.128）12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论日本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的社论，对鸠山政府愿意发展中日关系的表态表示欢迎，重申中国政府“愿意采取步骤，恢复和日本的正常关系”。［12］在随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又多次发表对日政策的讲话，其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会见日本友人时候的谈话，外交部关于中国政府建议中日两国政府就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的公报，以及《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中日关系的社论等等。这些讲话、公报或社论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中国希望与日本实现关系正常化；第二，对鸠山内阁在对华问题的两重性和反华政策给予坚决批判和斗争；第三，要恢复中日邦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第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是日本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积极步骤。此外，中国政府还在日本战俘问题、日侨归国问题、民间交往问题上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充分表明中国政府在发展中日关系上既坚持原则又兼顾灵活的态度。
虽然鸠山内阁成立之初对发展中日关系曾作出若干积极表示，中日关系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是，由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仍坚持“两个中国”的立场，中日关系始终没能迈出关键一步。随着反华的岸信介的上台，中日关系再次陷入了低谷。
四、中苏在对日复交问题上的相互合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第三条就规定“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13］这表明中苏将在国际事务中紧密合作、相互支持。这种相互支持与合作在鸠山内阁时期中苏对日复交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1953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迫切需要来自中国的支持，特别是希望在国际问题上得到中方的支持与配合。1954年，赫鲁晓夫亲自率团来华参加中国国庆五周年庆典活动。10月3日，在中南海举行的中苏两国最高级会谈上，当听到毛泽东在发言时说到“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和国际活动中，多进行磋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在对内方面和生产建设上，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互相协作，这不很好么”时，赫鲁晓夫等苏方客人“喜形于色，很表满意”。之后，中苏双方又进行了三次会谈，“在这些会谈中，双方再三表达了互相合作和团结友好的愿望。两党对国际问题的意见也是完全一致的。”［14］毫无疑问，中苏双方在改变对日政策、努力促成中苏对日复交问题上的意见也完全一致。10月12日，《中苏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便顺理成章地发表了。
苏方的坦诚在苏联对日复交谈判期间亦有所体现，不但一直与中方保持密切联系，而且还及时、准确地向中方通报谈判进程及内容。例如，1955年6月3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宦乡给外交部的电文中称：“苏、日双方代表已于6月1日作了初次会晤，预定今日下午举行礼节性的开幕式，下周二开始商谈程序问题。马立克同志决定派参赞齐赫文斯基与我经常联系，定期告知会谈情况。”［15］从电文内容至少可以做出以下两点判断：第一，苏方至少在6月3日谈判开始前就已经告知了中方；第二，从苏联派齐赫文斯基与宦乡联系并定期告知会谈情况来看，苏方对与中方沟通一事比较重视。6月14日，马立克约见宦乡，并告知了苏日谈判的进展情况：“苏日谈判仍停留在程序阶段，苏方主张先讨论和约问题，日方主张先讨论遣返在苏日俘问题。在谈判中苏方曾故意提及千岛群岛问题，日方避做不答，看情况日方似准备拖一下。”［16］8月10日，马立克再次约见宦乡通报苏日谈判情况。9月24日，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罗迈进面交张闻天两份文件：一份是关于在伦敦举行的苏日谈判情况；另一份是苏日双方最新提交的和约草案。由于苏日在北方领土问题上分歧很大，因而谈判在1956年3月一度中断，1956年7月31日，苏日在莫斯科恢复谈判。8月3日，中国驻苏联大使温宁拜会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顾德夫，顾德夫通报了苏日谈判情况。［17］8月13日，苏日谈判再次中断。9月11日，鸠山致电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提出了准备恢复谈判的五点要求。13日，布尔加宁回复鸠山，同意日方所提出的五项要求，并表明了在莫斯科重新谈判的意向。15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周恩来转交了鸠山与布尔加宁就复交问题谈判的往来信函。［18］10月3日，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副司长贾丕才会见温宁，通报了苏日谈判的进展情况。［19］19日，苏日签署了《苏日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正式生效后，苏方还就选派苏联驻日大使的问题向中方做了通报。［20］
中方首先在外交政策上坚定支持苏联。1954年10月12日，中苏联合发表了《中苏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12月16日，在莫洛托夫发表对日关系声明后，中国外交部立即做出反应，在向中共中央提交的报告中指出，这份声明“来得异常及时，这样就逼得鸠山政府不能不表示态度……为了配合苏联政府这一重大外交行动，我政府似应考虑同样表示愿意同日本政府就中日关系采取措施，如果不表示准备同日本政府采取措施，仅仅再一次表示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的愿望，似乎有点不够”。至于用什么方式来表示，外交部认为，“我总理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到中日关系的问题，当然是一种表达方式，但政协会议的讲话，毕竟是对内的……不能成为对日本政府的一个正式答复。为了加重对鸠山政府的压力，我政府似应同苏联政府一样，用外长的名义发表声明”。12月19日，尽管周恩来在阅后批示：“声明不发表”，［21］但采纳了外交部的另一种意见，即12月21日在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中日关系的讲话，以此配合苏联的对日外交行动。1955年1月下旬，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约见了即将赴任的驻苏大使刘晓，在谈话中强调在对外政策方面要与苏联配合，要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精神同苏方进行广泛接触和合作。［22］这其中自然包括在对日问题上与苏方的配合。1955年2月12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的电报中强调：“中苏两国愿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并积极支持日本人民走上独立发展和国际合作的道路”，［23］再次表明了中国政府坚决支持苏联对日复交政策的态度。在苏日复交谈判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多次对来访的日本代表团发表谈话，表示愿意采取措施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并及时向苏联方面通报有关情况。9月29日，周恩来在会见尤金时，就向苏方通报了中国打算“要日本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谈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问题”。［24］实际上，中方采取措施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行动本身就是对苏联对日复交政策的一种支持和配合，意在表明中苏在对日政策上的一致性。
此外，中方还以《人民日报》为主要阵地，给予苏联舆论支持。1954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无比深厚的伟大友谊》的社论，高度赞扬了《中苏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的签订，指出：“中苏两国的一致，是基于对维护和平事业的愿望的一致；而这样的一致是建立在两国根据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进一步密切合作的基础之上的，是符合各国人民包括亚洲人民在内的根本利益的。”社论还对美国歪曲和诽谤中苏两国的和平外交政策进行了批驳。［25］12月16日，莫洛托夫在对日关系的声明中表示苏联政府准备讨论关于使苏日关系正常化切实可行的措施。这一声明在日本国内引起很大反响，关于中苏“和平攻势”等说法甚嚣尘上。为了表明中方的立场和诚意，打消日本国内部分人的疑虑，督促日本政府早日采取切实可行的行动，12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论日本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的社论，郑重表示“在恢复同日本正常关系的问题上，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和拥护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十六日就对日本的关系问题发表的声明”。在对各种不实之词进行逐一澄清后，社论指出：“可以肯定地说，恢复苏日和中日正常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我们希望日本新政府能以行动证实它对于恢复日本同中苏两国正常关系的诚意。”［12］当苏日谈判由于领土纠纷等问题陷入中断、美日国内部分右翼人士对谈判进行百般阻挠之时，《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日本人民的斗争一定胜利》、《日本人民迫切要求恢复日中、日苏邦交》、《演变中的日本政局》等社论或观察家文章，深刻揭露美国和日本部分右翼人士阻挠日苏复交的险恶用心，同时鼓励日本国内各阶层继续开展支持日苏、日中复交运动。［26］1956年12月12日，苏日双方正式批准《苏日联合宣言》并使之生效。为祝贺苏日复交，《人民日报》于14日发表题为《苏日恢复邦交》的社论，指出：“中国人民热烈欢迎苏日两国恢复邦交，并且认为，苏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不但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而且也有助于远东的和平事业。”［27］
需要指出的是，在众多支持苏联对日复交的《人民日报》社论中，中方也在竭力呼吁日方采取措施推动中日复交，但中方深知“在正常关系的树立方面，也许日苏要（比日中）容易”，［28］所以希望通过苏日复交对中日复交产生推动作用。
五、中苏对日复交结果分析
鸠山内阁时期，虽然中苏两国都积极主张并采取实际行动恢复对日邦交，但最终结果却大相径庭。苏日两国经过谈判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中日两国关系虽相对好转，但邦交正常化的步伐依然停滞不前，仍局限于民间交往，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复杂的。
虽然鸠山内阁在上任伊始曾表态要恢复日苏、日中邦交，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始终坚持优先发展日苏关系、积极促成日苏复交的立场，在日中复交的问题上却摇摆不定，甚至是完全搁置，把发展对华关系锁定在经贸领域。1955年1月4日，日本民主党通过《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明确提出要与苏联结束战争状态，实现日苏邦交正常化，但在对华问题上除了呼吁促进贸易以外，竟没有一个关于全面改善中日关系的具体提案。1956年4月5日，鸠山在就任由民主党与自由党合并组成的自民党首任总裁时发表讲演，再次强调要实现日苏邦交正常化，同样没有提及对华关系。特别是在日苏谈判遭遇瓶颈的重要关头，鸠山更是冲破各方阻力，毅然赴苏，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得以最终完成。
鸠山内阁优先发展日苏关系是有其必然性的：第一，如前文所述，加入联合国是当时日本政府最重要的外交目标之一，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得到苏联的同意，因此，日苏复交是当务之急。相比之下，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显然起不到实质性作用。第二，美国方面的阻挠是鸠山内阁在对中国复交问题上反复摇摆的重要原因。在以日美关系为轴心的外交战略下，鸠山只能在美国允许的框架下进行自主外交。而美国在日苏、日中复交问题上一直采取区别对待政策，即对日苏复交虽有阻挠但相对宽松，但对日中复交则严厉禁止。第三，如果日苏能够复交，则日本一方面获得了美国的军事保护，同时又能在美苏对立中保持某种程度的“中立”，可以避免直接介入冷战的危险，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第四，日中复交的核心问题是台湾问题，日中复交的前提是日本要断绝同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这是鸠山内阁不可能做到的。日苏之间虽然有领土争端，但不存在“两个苏联”的问题，解决起来相对容易。第五，日本内部的派系斗争也是迫使鸠山内阁优先发展日苏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此时让日本尽早加入联合国是各派之间最容易获得共识的外交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取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苏联以及当时窃占“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代表权”台湾当局的赞成票，无疑是基本前提。正因为如此，各派在首先解决日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并无太多歧义。但在对华问题上，日本民主党以及自民党内各派分歧严重，亲美、亲台派占据了上风。此外，在旧金山“对日和约”签署后，苏联驻东京代表团仍有几名团员继续留驻东京，日本政府并未对此采取强制措施驱逐他们离开，这就为处于“冰冻”状态的苏日两国保留了日后接触的途径。
鸠山内阁时期，在紧张对峙的东西方冷战背景下，中、苏、日三国根据各自的国家利益需要积极调整对外政策，欲使中日、苏日关系正常化。在对日复交问题上，中国政府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灵活调整对日政策，并为此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中苏两国相互支持与配合，坚定了彼此对日复交的信念，避免了不必要的误会与猜忌，还极大地鼓舞了日本国内各阶层支持日苏、日中复交的决心，促使日本政府进一步做出有利于改善日本与苏中两国关系的举措。虽然由于各种因素影响，中日两国最终没能在鸠山内阁时期实现邦交正常化，但两国关系在这一时期仍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民间交流规模继续扩大，为日后邦交正常化建立了重要基础。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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