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从国家图书馆获悉，国家图书馆的“中国盲人数字图书馆网站建设”、“全国图书馆志愿者行动”两个项目荣获第三届文化部创新奖；“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及其文津读书沙龙”、中国图书馆学会，分别获得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全民阅读活动优秀项目和先进单位。这四个奖项均为国内相关服务方面的行业最高奖。

　　据了解，此次获奖的项目只是国家图书馆众多创新服务项目的部分代表。近年来，国家图书馆还陆续推出了“智能架位”、“自助借还”、“电子报纸触摸屏”、“虚拟参考咨询”、“无线网络”、“数字电视频道——国图空间”、“中国政府公开信息整合服务平台”、“中央国家机关立法决策服务平台”等服务。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从北京到各地，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建设呈现一片繁荣发展的态势。

　　虽然公共文化服务的概念提出不久，而且发展水平较低，但是中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很快，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发布的《2009公共文化服务蓝皮书》，中国目前已经建立起从中央到省、市、县、乡镇、村级基层的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国家财政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特别是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上的投入资金年均增长13.4%。

　　北京市文化局局长降巩民告诉记者：“近年来，北京市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大幅度的提升，现在2609个社区、184个乡镇、138条街道和3955个行政村中，只有300个社区、6条街道没有文化站、文化室或文化中心。从2004年至今，北京市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已经投资了大约16亿元，公共财政大部分都投入在这方面。”

　　如果说国家图书馆代表的是北京地区的公共文化水平，那么浙江台州的经验可以作为地方的代表。台州市以基层文化建设为重点，着力建设农村、社区、企业“三类文化俱乐部”，举办“农民文化节”、“邻居节”、“企业文化节”三个文化节，建立“百分之一”文化计划共建机制、公益性文化项目政府采购制度、文化设施建设以奖代补机制三项文化制度，形成了相对比较完整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台州“三个三”的经验与模式，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

　　近年来，我国相继实施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送书下乡工程、流动舞台文化车工程等一批惠民文化工程，扩大了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进一步提高了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全国的博物馆、纪念馆陆续向社会免费开放，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进城务工人员等群体的文化需求得到重视，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得到对口支援，这些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不久前，文化部部长蔡武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仅有公共图书馆55个，文化馆896个，乡镇文化站建设基本上属于空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力量的不断发展，公共财政的逐步完善，文化建设投入的力度不断增加，据官方公布的信息，自2001年至2008年，全国文化事业投入总计1107.97亿元。其中，2008年全国文化事业费达到248.07亿元。从2002年到2005年间，我国投资4.8亿元用于扶持县级文化馆、图书馆设施建设，在“十五”末期，实现了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的目标。“十一五”期间，又实施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规划，投资39.48亿元，新建和扩建2.67万个农村乡镇综合文化站，到2010年将基本实现“乡乡有综合文化站”的建设目标。截至2009年9月，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2819个，文化馆（含群艺馆）3217个，文化站37938个，村（社区）文化室247332个。

　　目前，文化部正在建设国家、省、市、县、农村乡镇和城市社区乃至行政村的六级公共文化设施，到2010年，将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

　　使用率不高，城乡差距大是主要问题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原则之一，即是“惠及全民”。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使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是公共文化服务的目标。“如何开发大家喜闻乐见的文化项目，如何让诸多文艺组织参与进来，如何把这么多文化设施利用起来，如何将文化力量和老百姓的需求结合起来，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教授丁元竹如是说。目前，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使用率不高、服务效果不好是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记者近期出差云南，路过贺庆县一个乡镇的文化站时，看到整齐明亮的房子而大门却紧锁着，门前挤满了卖水果的小商贩。据小商贩们讲，这个门从来不开，他们在门口摆摊，文化站也没人管过。“文化中心如果只是摆个样子是很悲哀的事。” 降巩民认为，要办好公共文化服务得了解百姓的需求，比如北京在农村文化站为百姓提供电影、知识讲座等服务，如果百姓需要了解果树栽培，就请来专家进行讲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章建刚向记者讲起他在一个偏远乡村文化站看到的情形时说：“中央在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方面力度非常大，能够深入到最基层。但是，我在那里注意到书架上图书过于整齐，多数书架看着像没有人动过。这反映出我们在硬件、产品的投放上做了很多，但不太清楚老百姓到底需要什么东西。”

　　国家投入越来越多，很多民众却并未享受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文化生活。对此，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学术总监毛少莹分析说：“根本的原因是公民的文化需求无法形成制度性的表达，比如大型文化设施的兴建、重要文化政策的出台，都缺乏征求公民意见的有效环节和制度设计。对此，政府相关部门应进行必要的制度安排，促进善治的形成。老百姓则应自觉强化公民意识，充分利用传媒等多种形式，表达和行使好自己享受文化服务、参与公共事务的文化权利。”

　　对于如何评价公共文化服务效果，丁元竹提出了“服务设施、服务设备、服务人员、服务项目”四条标准。“以此来衡量，发达地区服务设施较好，但设备配置、人员配置相对不足，特别是基层，而服务项目跟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一定距离。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要从民众的需求出发，做一个预先研究评估，提供相应的设施设备，进行必要人员配置，在此基础上提供服务项目。”

　　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城乡差距是我国长期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一点体现在公共文化服务上也不例外。就在深圳市福田区探索出“一公里文化圈”的框架、保证让每个辖区市民都能在出户一公里内享受到公益性文化设施之时，一些偏远乡村却连每人每年几毛钱的公共文化服务资金都难以落实。

　　“在实施‘村村通工程’后，农民基本上都能看到八套以上的电视节目；‘图书馆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工程’使得基层和农村地区整体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但因‘城乡二元化’造成的‘农村文化荒漠却仍然存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齐勇锋说。

　　“从我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模式不能简单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中国可能选择的模式是：中央政府制定统一标准，划定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标准；核定地方政府的财政支付能力；实现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均等化；通过转移支付实现全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丁元竹说，“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差距的存在是必然的，但不能差距过大。这一差别的基本设计要从提高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提高农民发展愿望、推动农村人口转移和更好更快地向城市转移的角度出发，设计成一个动态的过程。”

　　专家指出，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场“全民运动”中，公共部门无疑是提供服务和文化产品的主体，全体社会成员既是参与者又是受益者。然而，目前的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似乎逐渐陷入政府单向投入、公众“被服务”的怪圈。不管是资金投入方式，还是公共产品的提供，政府和事业单位仿佛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甚至“混合型公共产品”的提供，都鲜见社会文化机构的身影。归根结底，是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