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东方世界，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当它们面对西方强势打压，积弱积贫之际，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多持一种否定的态度，认为要全盘西化，甚至要改良人种。迄至富强起来之后，民族自信心就上来了，对于传统文化的热情和认可逐渐获得恢复和强化。这二十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似乎“富裕起来了”，因而，我觉得很有意思，出现了一个意料之外而情理之中的现象，即原来比较激进的人士可能转向文化保守主义，法权安排对此亦且有所呼应。比如因应民间和学界重视清明和端午传统的呼声，立法规定两节假期。这说明文化自信心上来了。但这里面也还有一个东西要警惕，我觉得，如果梁先生活在今天的话，他也会提这一条，那就是：中国的国家建构迄今尚未最后完成，中国文化挣扎和努力到现在，还无法给世界提供普世性的借鉴。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是在沿用晚近西方400年来的一些思想，中国现在还没有提出更多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即便中国富强了，也还是要“谦虚谨慎”。古希腊认可的美德不就包括正义、勇敢、节制和谨慎吗？

　　我觉得在中国做一个激进主义者并不困难，做一个绝对的反动派也比较容易，但是做一个像梁漱溟这样的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可能反倒非常困难。——注意，是“像梁漱溟这样的”。他的困难在于既要和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分子作战，又要和“全盘西化”的政治势力对话。所以梁先生是两面作难。

　　艾恺：梁先生也有他的代表性，知识分子两千年来的思想是包容的。所以他最后的那本书看起来也是个马列主义者写的，他自己也觉得他是马克思主义者。

　　许章润：你说的这个时候可能是文革期间。彼时彼刻，他的一些观点可能也有一些修正，吸收了马克思的学说，但在我的阅读经验来看，终其一生，其思想并无根本性改变。

　　比如，他一直反对说中国存在阶级，在《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这篇著名的演讲里面，他说中国不存在阶级，中国社会的分际是士农工商，“四民”流转不息，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活力。我觉得这应该说是个洞见。

　　艾恺：我访问过500个乡下的老年人，我的印象很清楚，阶级观念本来是没有的，贫富的观念当然历史上都是有的。

　　许章润：对。相比而言，在传统英国、法国，特别是在英国，阶级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阶级之间壁垒森严，俨然是英国社会的一大特征，虽“民主起来了”亦且不能免。大革命之前，法国也是三个等级，而有三级会议之谓。传统中国只有民与官的对举，只有相对贫穷与相对富裕，而这与阶级不同，是有界线的。还有，商人和普通民众之间，也是有着一种团体意识。除了这个，阶级意识好像并不存在，或者说，从来就不曾是一种稳定和普遍的社会意识。

　　艾恺：这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做官的晚年告老回家后，又成了社会的一个代表，下了台他就跟“国”成了对立的关系了。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当然，它并非从来就存在的，差不多应该是在隋唐和宋代科举制度成熟以后才慢慢成长起来的。

　　许章润：是呀，从隋唐到清末，科举体制为士绅集团的存续不仅昭示了前景，而多所鼓励，而且，甚至提供了体制性力量。比如在徽州，明清两朝，不少人做了官，经了商，然后“衣锦还乡”，又重新成为地方的一分子，甚至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言人，因而，在此意义上，他就是“对抗官府”的人。这一现象好像西方没有，西方的贵族，不论住在乡间抑或都会，好像总是和老百姓处在对立的状态。

　　艾恺：对，他们在乡下有自己的土地，才有可能做士绅。在中国，你先要科举，才能拿到土地。这跟西方的情况正好相反，就是为了做一个地主，要先读书。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包括韩国、日本在内，统治者都是武士、世袭的贵族，中国没有。中国的文化是上下沟通的，有一种交融。一个普通的农夫，他还会引用孔子的话，这也是中国独一无二的。

　　许章润：姜亮夫先生20年代时曾就学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后来是著名学者。据他在回忆录中忆叙，他是云南人，十八九的时候来清华做国学研究生，他从山区里坐轿子，然后再乘车往北京赶。由滇入川，他就发现一件让他很惊讶的事情：山路崎岖，轿夫一路辛苦，他们不是唱歌，而是不时吟诵唐诗宋词来相互鼓励。姜亮夫不禁感叹：中国的文化是在民间。以我个人的有限经历来看，父祖辈们至少一般都读过几年私塾，他们不一定关心国家大事，也谈不上饱读诗书，但是随口背诵几十首甚至上百首的唐诗宋词，好像属于小菜一碟，记忆中他们都是高兴了张口就来。这一条，现在的中国读书人反而做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