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前期战略思想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中国的现代化创造基本前提的斗争中，以及在建国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初步探索、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后期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战略思想发展中继毛泽东战略思想之后的一个新的理论形态，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指针。在跨世纪的中国现代化新的征程中，邓小平战略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发展，正在并将继续指引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胜利前进。 

　　邓小平作为一代伟人，他的一生是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论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中国的现代化创造基本前提的斗争中，或是建国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初步探索、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历程中，还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都表现出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视战略问题，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对事关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全局的一系列问题形成了其独到的战略见解。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前期战略思想属于毛泽东战略思想的范畴，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后期战略思想，主要指他集中全党智慧所创立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思想体系。这一战略思想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战略思想发展中继毛泽东战略思想之后的一个新的理论形态，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指针。在跨世纪的中国现代化新的征程中，邓小平的战略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邓小平战略思想

　　邓小平前期战略思想的发展，可以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1927年春天从苏联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就在这一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在严峻的形势下，邓小平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战略主张，坚定地走毛泽东开辟的武装斗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1929年赴广西领导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红七、红八军和右江、左江根据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坚定地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在军队和战略区的工作中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战略思想，分析形势高屋建瓴，考虑问题高瞻远瞩，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对党政军工作中事关全局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在斗争中，他总是处在战略全局中的关键位置，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线，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争取战略的主动和全局的胜利，不畏艰险，勇挑重担。总之，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中国的现代化创造基本前提的斗争中，邓小平已崭露卓越的战略才干，其战略思想作为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阶段：是建国后头17年。如果说在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战略思维的重点在军事领域，但同时也从战略高度对党政工作中事关全局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思考，那么，建国以后，邓小平战略思维的重点则从军事领域转向全面的国家建设。他在主政西南时期，将统一战线工作提到建设时期战略的高度，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谨慎稳妥地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促成各民族的团结；发动和依靠群众，顺利完成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变革；加强各级政权建设；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兴建成渝铁路等，迅速改变了那里的混乱面貌，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1952年7月，邓小平从西南调中央，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他强调部门工作要看到大事，要有战略观念。他指出财政部门是集中体现国家政策的一个综合部门，和其他工作一样，必须服从总路线，即必须保证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实现。1955年4月，邓小平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长达10年，参加了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从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的层次上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战略问题作了全面思考。他积极贯彻八大的路线，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针对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动以来的“左”的错误，他深入各地调查研究，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纠正错误的意见。他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提出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要加强；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即党的监督、群众的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要加强制度建设，把党的民主集中制制度化，健全党的民主生活；要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尤其可贵的是，1960年，他针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倾向，提出要正确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页。）实践证明，邓小平对上述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所提出的见解是正确的。他在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初步探索的过程中所提出的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观点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第三阶段：从“文化大革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但他时刻关心着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当林彪反革命集团政变阴谋被粉碎后，邓小平复出，1975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他力挽狂澜，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以战略性的大手笔，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他强调全国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短时间内，包括军队、工业、农业、交通、科教、文艺等在内的全面整顿，收到显著成效，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回顾这段工作，邓小平说：“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但是整顿的业绩和邓小平在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的迫切要求下，邓小平恢复了原来担任的职务。当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整个国家问题成堆，急待解决。邓小平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局面，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

　　此时，邓小平战略思想经过前期三个阶段的锤炼，已经酝酿着突破，一个将深刻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的战略思想体系已是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