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民选择了毛泽东。实践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在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中国的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75～1982年间，中国进入了转折年代。正是在这曲折复杂的历程中，中国人民选择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实践再一次证明了中国人民的这一选择是正确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大提高。程中原著《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A一书以确切的历史事实回答了这样一个大问题：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了邓小平？

　　邓小平有魄力、有能力，敢于和善于拨乱反正，扭转被“左”倾错误搅乱了的乾坤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10日，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1月17日，邓小平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当时，由于“批林批孔”运动致使动乱再起，刚有所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又遭到严重破坏。面对这样的局势，邓小平提出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大刀阔斧地领导开展了各方面的整顿工作。他把铁路整顿作为突破口，随后整顿在整个工交战线迅速开展起来，生产形势很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接着，邓小平指出：“下一步中心是要解决钢的问题。”［1］他充分运用铁路整顿的经验来指导钢铁整顿以及其他行业的整顿。从整体看，当时钢铁整顿的成效显著。与此同时，邓小平又领导国防科技的整顿。经过整顿，战略导弹、运载火箭和卫星的研制取得很大进展。1975年下半年，接连成功发射了三颗人造卫星，被赞誉为“三星高照”。中国的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又以世界瞩目的步伐前进了。为了顺利开展整顿工作，6月中旬，邓小平正式组建了以胡乔木为负责人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协助整顿。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整顿在文艺、社会科学、科学技术以至工业交通等部门的展开和深入，一方面揭露和打击了 ‘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和极左理论”。经邓小平提议，从6月16日开始，国务院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通盘研究整个经济工作的整顿问题。会议期间形成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是指导工业整顿和整个国民经济整顿的重要文件”。“8月18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对《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初稿进行讨论”。会后，按邓小平讲话精神修改出台了《工业二十条》，“对工业的整顿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邓小平还领导了军队整顿和地方整顿。“抵制了‘四人帮’插手军队，较好地解决了军队领导问题，为1976年秋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可靠的精神和物质基础”，“地方整顿的展开，使派性受到批判，武斗得到制止，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经济逐步回升”。此外，邓小平还领导进行了文艺调整和科学院整顿。“在文艺调整中，解放干部、落实政策是与扩大节目、活跃文艺同时展开的”，“只几个月，中国文艺界就在一定范围内冲开了‘样板戏’独占文坛的局面”。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形成了对科技工作长远规划的初步设想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在9月26日的国务院会议上，邓小平还具体论述了“教育也要整顿”的问题，准备教育整顿。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后，7月起又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邓小平在领导各方面整顿的同时，还分工主管外事。他根据不同对象，阐述和宣传毛泽东外交思想；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加深了中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发展了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坚持处理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以我为主，促使美方接受我方的条件，使中美关系朝着逐步实现正常化的目标前进”；他“采用以民间推动官方的策略，耐心细致地做日本各界工作”，“促使中日友好和平条约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他“支持第三世界，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这一年，中国的外交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邓小平为发展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1975年整顿中采取的放宽和稳定农业的政策，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邓小平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领导了各个方面的整顿工作，另一方面，与“四人帮”进行了较量和斗争，使“四人帮”妄图利用“反经验主义”和评《水浒》来抵制整顿、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未能得逞。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全国各方面的整顿，使中国人民看到了并感受到了邓小平敢于拨乱反正的魄力和善于拨乱反正的能力。

　　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风骨

　　邓小平领导整顿工作一年，扭转了“文化大革命”八年多来造成的混乱局势。但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却固守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的看法”：“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加之“四人帮”和毛远新的挑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产生了动摇，从同意搞整顿转为“批评”。“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下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先是政治局四人会议开始“批邓”；接着是两次政治局八人会议和指名批评对象扩大；后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发动；矛头都是对准邓小平。但是，“毛泽东仍然要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要求通过讨论，统一认识，作个决议”。毛泽东还提出，“希望这个决议由邓主持来作”。当时，邓小平面临两种抉择：一是以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总的看法“三七开”为基调，主持做出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另一种抉择是，不同意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拒绝主持做出关于“文化大革命”“三七开”的决议。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邓小平婉拒为“文化大革命”作决议。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小平用这种方式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上不妥协的态度清楚地表达了出来。毛泽东得知，大失所望。”于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发动起来。“四人帮”猖狂攻击邓小平和周恩来，激起了千百万群众的义愤，群众抗议浪潮在全国掀起，终于引发了怀念周总理、拥戴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四五运动”。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但是，因为邓小平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坚持不妥协的态度，拒绝做出关于“文化大革命”“三七开”的决议，获得了人民的衷心爱戴，邓小平的威望更高了。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推动历史转折打开新路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做出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定，邓小平再一次重新回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他打开拨乱反正的突破口，“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2］，主动表示愿当科学、教育的“总后勤部长”［3］。“他选择教育战线作为拨乱反正的突破口，在1977年采取了两大举措：一是恢复高考，一是推倒‘两个估计’，成功地带动了全局的拨乱反正。”邓小平在1978年3月18日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所做的讲话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3］（p.281）邓小平的讲话是“科技现代化的宣言”，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邓小平指导了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他对被“四人帮”搞乱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若干基本理论（关于按劳分配原则、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关于大力发展生产力、关于按经济规律办事等）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推动了改革和开放的尝试，不仅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工作重心转移作了思想准备，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规模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邓小平支持和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对于促进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邓小平和陈云做了许多工作，大力支持胡耀邦清理和平反冤假错案以及为“右派分子”摘帽和改正的工作，“冤案一理，人心大喜”。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继续主管外交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加强了对外关系，迈开了对外开放的步伐”，“中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的足迹遍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其间，中日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使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广阔发展的新阶段。为了学习借鉴外国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的先进经验，中央派出多个代表团考察外国和港澳地区的经济，促进对外开放，“其中最大的突破是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到引进外资”。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式上做了主题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个报告虽然是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但实际上成为后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也是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中央政治局为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包括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所谓“二月逆流”问题、六十一人案件问题、彭德怀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的问题、杨尚昆同志的问题等），清算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伟大历史转折的里程碑，邓小平也以其推动伟大历史转折和打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伟大功绩而载入史册。中国人民因邓小平在转折年代所做出的杰出功勋而对他更加拥护和支持。

　　邓小平在转折年代，一方面坚持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着重反“左”；另一方面又高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帜，反对右的错误倾向，保证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健康发展的道路上前进

　　随着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展开，“左”的和右的思潮此起彼伏，在此情况下，邓小平高瞻远瞩，坚持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不动摇，坚持着重反“左”不动摇。同时，他也最早看出绝不能低估右的错误倾向的危害性和严重后果。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他说：“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pp.164～165）邓小平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逐项进行了具体的、充分说理的分析。1979年以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着重反“左”，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及时批判和反对右的错误倾向，保证了改革开放的胜利前进。1979年3月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加快了速度。邓小平肯定和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积极推动从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入手，启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随后在试行经济责任制、疏通流通渠道、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方面展开，进而实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调整所有制结构；同时还制定政策，实事求是地全面解决各类历史遗留问题，“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全力支持陈云、李先念领导国民经济调整，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1981年的调整工作十分得力，财政赤字减少到25亿元，市场供应紧张状况缓和，物价趋于稳定。邓小平倡导对外开放与创办经济特区更是一项创举。经济特区的创建，为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于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对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问题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同年，邓小平指导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胜利结束了这一工作。特别是1981年6月27～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这一决议从起草到修改直至定稿，都是在邓小平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的影响。”可以这样说，1979年以后几年间改革开放的突出成就，都是在邓小平的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着重反“左”，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及时批判和反对右的错误倾向的思想指导下取得的。

　　邓小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新时期中国的实际密切结合的杰出理论家

　　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了井冈山道路——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在邓小平指导下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它表现在理论上，就是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表现在实践上，就是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中共十五大报告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是符合实际的。邓小平关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是系统的、完整的、全面的，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引，就没有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4］

　　由上可见，中国人民在新时期选择邓小平是必然的，顺应历史潮流的，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也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意愿。《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一书对于中国人民更好地认知和理解邓小平将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参引文献］

　　［1］《邓小平在万里向国务院汇报徐州铁路局情况时的插话》，《党的文献》1999年第6期。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页。

　　［4］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