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其思其虑，千变万转，总有规律在，绝非心猿意马地乱转一气，亦非仅仅个人意气的无拘表现。1980年代末期，梁先生去世，费孝通先生曾经作文致哀，感喟梁先生这个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辈子没有受过正规的学院教育，全部是围绕着问题在打转用心。中国有什么问题，他就思考什么问题，他觉得中国存在着什么问题，就在什么问题上用心思。实际上，梁先生也曾夫子自道：我的学问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围绕着心中的问题，“误打误撞”出来的。所以，费孝通先生慨言：好一个“误打误撞”！是的，中国的情况本身比较复杂，有的地方可能需要改良，有的地方需要民主，而有的地方恰恰是宪治无法适用的，所以梁先生的思想也呈现出一个非常复杂的面相。时人视之为“保守”甚至“反动”，而在梁先生，自有其逻辑所在。因此，我常常想，不管梁先生的思想呈现出多少复杂的面相，他有一条始终没有变，那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思想资源，东方的也好，西方的也罢；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佛教的也好，儒家的也好，还是耶稣的也好，都要以有利于“中国问题”的解决来定取舍，而不自限于什么门户。其以儒家自标，申明要出头为儒家讲话，与其说是皈宗于儒，不如说是独取儒者的凛然之气，标立“虽千万人吾往矣”！所以，青年以后他对西方的民主政治是排斥的，他说“我们政治上第一条不通的路，就是西方民主的路”。但是，迄至晚年，20世纪70年代中期，“四人帮”气焰正炽还没有倒台的时候，他倒说中国的民主法治一定会实现。大约是在1975年，梁先生独处陋室，撰文探索英国立宪政治之妙，感慨其妙在以民主限制“王权”。1976 年之后，他至少两度在日记里写道：“中国的民主法治必逐步展开无疑也。”纵贯一生，他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而他的转变全是围绕着“中国问题”的形势来展开，则是确定不易的。

　　艾恺教授刚才讲到的一点体认很有道理，就是中国文化里没有那种你和我、物与神截然分歧、强烈对峙的格局，恰恰相反，其所开辟和营建的是一种“和合”局面，万物并育，物我同在。因此，在此语境和氛围中，儒释道三家可以混融一体，并行不悖，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恰是相互接应的知己。事实上，内儒外法也好，内佛外儒也罢，在精神气质的至深处和悲愿关怀的最高端，这些大智大慧是息息相通、心心相印、灯灯相映的。梁先生的一生，能将儒佛融为一炉，说明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当世的代表，又体现了睁眼看世界的现代儒家的胸襟，而关键有一条，那就是在这些大智大慧的根本处，其精神气息原本息息相通，所以根本“无碍”，而无碍即通。职是之故，梁先生的内心世界能够做到包容诸端而和谐不悖，实在是他的高妙之处！可能，越是一个高人，其思想和精神在顶端处的包容性与和合能力就越强吧！临终之际，梁先生以“尊重传统文化，顺应世界潮流”相嘱，其来有自，原为一脉不息也！

　　读梁先生的书，有一点我不知道艾恺先生您是否有此同样的体会，那就是：儒家的用世救世抱负和佛家的慈悲为怀，以及“不做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式的彻悟，在他心中原本和谐并存，彼此激励。他用儒家的精神做事，用佛家的精神来调处个人的心性，有一份力出一份力，如果做不到，那么佛家的思想也给他多少提供了一个退避的路径。所以有一点您说得很对，就是中国思想的这种包容、和合不悖的精神在他的学思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就是儒释一家，远取西学，近譬当下，而一切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归依，可能就是梁先生思想的多面性及其核心的一个突出特征。

　　艾恺：你刚才说得很好，你说的我也可以算是都接受，都同意。就是有一点，你刚才说梁先生无论是什么教，无论是什么思想渊源，他都是要解决中国问题。事实上，他一辈子就关心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一个是“中国问题”。而他年纪越大，越关心的是人生问题，所以很自然的这是对佛教的一种亲近。

　　许章润：所以他早年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到了中晚年尤其晚年以后，转向写作《人生与人心》，探讨中国文明的精神气质如何于内在理路上与西方文明获得一种相互的理解，然后为中国提供一个意义世界，正对应了一个“中国问题”、一个“人生问题”这两大心愿。

　　吴子桐：刚才听了两位教授的对话，很有启发。梁先生思想的这些历程，在我想，可能有两个关键词和他那一辈知识分子的很多追求在某种意义上是契合的。我觉得借用李泽厚先生的话来概括，一个是救亡，另一个就是启蒙，在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的时代大背景下来演绎他的人生。民族危机高涨的时候，当然是救亡压倒一切；在外敌入侵一旦减缓的时候，又重新面向民族国家的建设、现代化的建设，他本人的志趣就更多地转向启蒙的方向。刚才许先生提到他用儒家的精神做事，我想起或许是朱光潜先生的一句话：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许章润：对。梁先生自己也讲过类似这样的话。你刚才讲的一条很对，就是他所关心的“中国问题”包括“救国”与“建国”两项。“救国”和“救亡”同意而同义，“建国”就是如何拨转“老中国”蜕身而为“新中国”，换言之，就是如何使得中国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此即通常所谓的“国家建构”问题，它主宰了百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我觉得梁先生有一点比其他人看得远，就是在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还没建成之际，即已看到了建成之后可能会存在的问题。同时，这也意味着，在中国，任何一种极端的独霸中国问题的做法，与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是根本对立的。从历史来看，从来一种外来的文化如若与此和合之气质相悖，注定都是吃不开，而必然音消响歇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梁先生看到的是西方20世纪中期，尤其是“二战”以后人们开始逐渐看到的现代文明的一些弊病。他把对西方文明的弊病与中国人不加分析地拥抱这一切、拿到中国来用的担忧表达出来了。比如，他当年批判民主制度有很多弊端，这是当时的很多人看不到的。所谓高端的民主与低端的民主，或者，民主本身的悖论，等等，梁先生看得清楚，而多所怵惕，预为言声而已。事实上，民主的很多弊端，包括民主制度可能造成的大多数人的专制，在20世纪逐渐暴露出来了，他当年说的这些话在西方也属于很深刻的思想，却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已经表达过了。

　　艾恺：是啊，他就是在写《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那本书时，已经在说我们不能再玩那些西方的把戏了。不过10年前，在五四的时候，他也主张提倡吸收民主、科学。我觉得后现代主义有一点跟梁漱溟正好天壤之别的地方，这个后现代主义就是在学术界玩来玩去的一个玩具，跟外界毫无关系，甚至他们越玩，关系越没有。梁先生的思想正好相反，认为如果他的思想不能在外界实现，那就不算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