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宝阿育王塔

传播中心

　　南京不仅是闻名全国的译经、讲经中心,而且是名扬中外的刻经中心。

　　南京是古代中国江南地区最早传播佛教文化的圣地,也是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复兴、研究、传播中心。

　　从东吴到南朝,一代代译经大师在金陵翻译了大小乘佛教经典约500部、2000多卷,使金陵成为全国重要的译经中心、义学基地,以建康为中心南方佛教逐渐形成了重视与清谈玄理的交流、传播般若性空之学的特点,对全国佛教义理的弘传与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孙吴时,支谦共翻译佛经三十六部四十八卷。这是南京有佛教经典的开始,对佛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了主导作用,其中《大阿弥陀经》、《般舟三昧经》为汉地净土宗思想奠定了基础。康僧会翻译了《阿难念弥陀经》等,又注了《安般守意》、《法镜》、《道树》三经,最早融合释、儒、道三家思想,为佛教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东晋时,道场寺云集了佛陀跋陀罗、法显、宝云等许多著名高僧,翻译了《大方广佛华严经》、《摩诃僧祗律》、《大般泥洹经》等许多经典,为大乘瑜伽学说的东传开了先河,对佛教义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法显在建康道场寺翻译了6部佛经,共100多万字。还写成了与玄奘《大唐西域记》齐名的《佛国记》,直至今日仍是研究南亚次大陆诸国古代历史、宗教和风土人情的重要历史文献。尸梨蜜在建初寺主持翻译了《大孔雀王神咒经》等密教经典,使密宗第一次在中国得到传播。

　　南京不仅是闻名全国的译经、讲经中心,而且是名扬中外的刻经中心。明代南京就刻印了三种版本的《大藏经》;《洪武南藏》收佛典1600余部,7000多卷;《永乐南藏》收佛典1625部,6331卷。报恩寺还刻印了报恩寺版大藏经。清末,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立了金陵刻经处,致力于佛典的搜罗、整理、刻印,是我国第一家融经籍收藏、雕刻、印刷、流通和研究于一体的佛经出版机构。金陵刻经处初设于北极阁,继迁至杨仁山位于常府街的家中,后又转迁至花牌楼(今太平路)一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杨仁山又把在延龄巷的住宅60多间并宅基地6亩多无偿捐给刻经处。金陵刻经处建成后,杨仁山委托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在日本搜集了中国失传的佛典经疏300多种,择要刻印了3000多卷,使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等重要佛教宗派的教义又重新昌明。他弘法四十余年,共刻成木版经书211种,经版4700多片,印刷佛典1155卷。组织编刻《大藏辑要》460部,3300多卷(完成了五分之四)。金陵刻经处所刻的佛经准确、清晰,深受国内外佛教界欢迎。目前,这里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汉文木刻版佛经的出版中心,每年刻印10多万册佛教经籍流通至国内寺庙以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作为收藏木刻佛教经像版的文物中心,还藏有从全国各地收集的各类经版及自刻经版13万多块(含佛教典籍1500多种)、佛像版18种和大批珍贵的古代佛教经书,许多古老的经版至今仍被用于印刷佛经。

　　1907年,杨仁山设僧学堂祇洹精舍,创办近代佛教著名的居士道场,自编《初学佛教课本》,讲习佛典,开近代佛教教育之先河。除自己主讲外,他还聘请著名的苏曼殊教授梵文和英语。1910年,他建立了佛学研究会,自任会长,研究佛学宣讲佛法,每月讲经一次,培养了许多学者。杨仁山为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做出了巨大努力和杰出贡献,因此被誉为“近代佛教复兴之父”。杨仁山的高足欧阳竟无是近代中国的佛学大师。他苦心经营金陵刻经处及佛学研究部,并创立了支那内学院(即中国佛学院),培养了不少佛学研究人才,著名学者梁启超、汤用彤、熊十力、梁漱溟、陈铭枢、黄忏华、蒋维乔等都在这里学习过。金陵刻经处第三代传人吕澄先生,在研究与传播佛教文化方面亦有非凡建树,撰有《印度佛教史略》、《佛学研究法》、《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等多种著作,对现代佛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杨仁山及其传人的不懈努力,使南京成为中国近现代佛教文化的策源地。

　　民国之后,太虚大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佛教会以及抗战胜利后成立的中国佛教总会,使南京成为全国的佛教活动中心。

　　由此赵朴初先生曾赞叹道：“在中国佛教史上，南京作佛教学术的中心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