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素以“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名世。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以及南唐、明朝、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都曾先后定都于此。在2500年的建城史上，南京城有450年是作为国都而存在的。因此，它得以与北京、西安并称为三大古都。然而，在此建都的王朝大多短寿夭折，而南京城又屡经离乱和浩劫。因此，这座城市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总是和短命王朝、偏安朝廷、伤感之地、悲情城市等纠结在一起。

　  但是，历劫与偏安、耻辱与哀怨，只是南京的一个侧面，甚至是表面。我们过去往往习惯于从历史的细节和琐碎里去挖掘南京城的气质和标签，伤感和忧郁，仿佛是这座城市的宿命。但从宏观的角度重读南京，放到国家民族的历史长河里去探寻南京在那些过往时代最惊心动魄和波澜壮阔的关口，对文明、文化和国祚民心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就会发现，它承载着的更多是救亡图存、繁荣文化、走向复兴的责任和使命。

救亡图存　薪火相传

　　一旦中原和北方遭遇游牧民族的致命性冲击，南京就会成为中原华夏文化的避难所;一旦国家重新恢复大一统的格局，南京就把这文明的火种重新交还给中原大地。

　　与其他曾经的古都不同，南京的独特性，体现在它屡次承担过中华文明“救亡图存”的使命。一旦中原和北方遭遇游牧民族的致命性冲击，南京就会成为中原华夏文化的避难所;一旦国家重新恢复大一统的格局，南京就把这文明的火种重新交还给中原大地。

　　汉末以来，匈奴、鲜卑、羯、羌、氐等五个少数民族不断地向中原内迁，金发碧眼的胡人，渐呈对中原的包夹之势，以致西晋初年，“西北诸郡皆为戎居”。而“八王之乱”以后，晋室分裂，胡人趁机起兵，沃土中原，顿成杀戮之所。“五胡乱华”加诸汉人的是异常恐怖的种族屠杀和人相食的文化倒退。公元311年的“永嘉之乱”，晋怀帝沦为匈奴人俘虏。五年后，长安城也最终陷落，西晋王朝不复存在。于是，那个时代里代表华夏文明最主流、最精英的中原士族和汉人百姓，不得不离开滋养他们千年的长安洛阳，涉险渡过长江天堑。他们来到南京，依靠江流和高墙坚壁抵御胡人南犯。这就是著名的“衣冠南渡”。霎时间，南京城从一个三国时代的繁华吴都，一举成为挽狂澜于既倒、救华夏文明于江左的雄关堡垒，历时104年，第一次成为代表传统中国的中心所在。

　　东晋之后的南北朝时期，由汉族在南方建立起来的宋、齐、梁、陈，均定都南京。虽各自存在仅仅几十年，但南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当时黄河流域的北朝诸国，统治者要么出自塞北的鲜卑，要么是与鲜卑有着密切关系的汉人。虽然北魏孝文帝推行民族大融合的汉化改革，但毫无疑问，正统汉文明的重心已经转移到江南而得以保存。和东晋一样，定都南京的南朝，前有长江、淮河作为天然屏障，后有吴会之地作为经济支撑，独特的地域优势，使之成为江南地区承接、保护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明的不二选择。范文澜先生评价道，正是东晋和南朝对中国南方的开发，使得隋唐经济得到比两汉增加一倍的来源，是隋唐文化比两汉提高一层的凭借。

　　唐朝末年，藩镇坐大，遂开五代十国的分裂之局。在“五代”之中，后唐、后晋、后汉三朝的开国之君都是沙陀人。同时，北方的契丹军事力量日渐壮大，不断向中原地区渗透扩张，汉族的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而相对于“五代”来说，“十国”则因大多定都南方，少受中原干戈的影响，使得继承自魏晋的汉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也和东晋、南朝一样，五代十国期间，大量的中原人士移徙南方以避祸乱，带来了中原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使得源自黄河的华夏文明在长江以南薪火相传。在“十国”里面，最为著名的南唐就建都于南京。对于正统汉文化来说，相对于北方的“礼乐崩坏、文献俱亡”，南唐不仅“儒衣书服，斯文未丧”，而且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

　　公元1127年，金兵攻占北宋的东都汴京，徽钦二帝成为俘虏。同年五月，康王赵构在河南商邱称帝。两年后，节节败退的宋王朝渡江来到南京，宋高宗接受了李纲的建议，准备以江宁为“东都”，并在公元1129年驻跸江宁，改江宁府为建康府。但南下的金兵势不可当，此时的建康城，再一次成为几度易手、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在南京陷落仅半年后，公元1130年春，宋军几大主力在南京附近集结，再次与金兵寻机决战。在著名的牛首山大捷之后，名将岳飞一举收复南京，金兵仓皇北渡。而韩世忠则率水军在镇江与南京之间的黄天荡江面加以拦截，金兀术仅以身免。建康城一役，南北军事力量的天平重新恢复到了一个平衡点，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金兵再未萌生渡江之志。正是南京的战斗，保住了南宋王朝一百年的“临时之安”。

　　可以说，“五胡乱华”后的数百年，凡是北方被少数民族侵扰和占据时，一直是南京在接受、捍卫和滋养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华夏文明。如果没有大江之畔的这座古城，也许整个汉民族就会接受党项人那样被灭族的命运。即使不那么悲情，我们也必须去想象一个忘了汉典唐章、失了峨冠博带的陌生中国。因此，救亡图存、薪火相传，恰是南京对于一部文明史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