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渡尽劫波，作为一个善于反思、善于总结、自强不息的民族，中华民族经过几十年的摸索，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但是，“行百里而半九十”，展望未来，要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总结过去，展望未来，首先要做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年，日本为什么有能力侵略中国？论人口，侵华战争爆发时，日本只有7000多万人口，而中国有4亿多民众；论国土，中国面积近千万平方公里，日本连其殖民地算在内也不到百万平方公里。但是，日本的经济力量却不是羸弱的中国可以相提并论的。抗日战争8年期间，日本本土年均钢产量达到500多万吨，而中国年均只有约5000吨，日本钢铁产量是中国的1000倍左右，再加上其机械加工能力已经很强，可以生产航母和零式战斗机，我国的枪炮子弹等武器装备和物资条件根本无法与日本相比。于是常常发生在正面战场上，即使中国军队成倍于日军也无法取胜的状况；在敌后战场上，则主要采取游击战的战法，而且8年战斗，异常艰苦。于是，抗日的悲壮，以血肉之躯与钢铁獠牙搏斗的悲壮一演就是8年。可见，不谋求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家园和平、人民尊严就无从谈起。对抗日战争的记忆，对更早期列强欺凌中国的记忆，早已铸成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把中国经济搞上去的信念，深深植入进全体中国人民的骨髓，因为我们知道：“落后就要挨打”。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日渐清晰。在之后的不断摸索中，对于把中国经济搞上去，对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于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有了深入的理解。30多年的改革开放，30多年的艰苦努力，使得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人民再也不可侮。
但是，我们今天形成的世界最大的制造能力还不是世界最大的“智造能力”，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中国不再面临战争的威胁，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真正解决好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的路还很长。新常态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并发展生产力，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定之路，更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其次，要有一套合理有效的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均有反作用。一套合理的制度不仅有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能够推动一个国家各方面的建设。在抗日战争中，日本之所以能够攻陷大片土地，掠夺大量财富，其具备比中国更强大的经济实力固然是第一位的原因，但当时日本的制度比中国更有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侵华战争爆发时，日本是有备而来，日本军队经过整饬训练，单兵战斗力很强，作战指令传递高效统一；国内信息传递流畅，政令执行无碍，国民平均教育水平远高于中国。而中国虽然名义上是统一的，但背后仍然是军阀割据，甚至局部混战；国民平均教育水平极低，部队训练水平和战斗力也相对较低。局部英勇抵抗、可歌可泣与更大部分地区作战决心不坚定同时并存。如果不是日本“失道寡助”，中国“得道多助”，单论运行效率，中国很难取胜。
正是看到了差距，才有了改革和超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结合中国国情不断探索，逐步建立一套完整高效的运行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更是以全新的视角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并逐步通过改革，实现了大多数国内资源和要素的无障碍流动，为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奠定了坚实的体制基础。
但是，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经济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经过30多年的实践，我们的认识已经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国家治理体系又到了一个需要全面深入改革的阶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把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以此更好地保障我们的制度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更好地发挥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为下一阶段中国发展保驾护航。
但是，我们今天形成的世界最大的制造能力还不是世界最大的“智造能力”，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中国不再面临战争的威胁，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真正解决好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的路还很长。新常态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并发展生产力，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定之路，更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其次，要有一套合理有效的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均有反作用。一套合理的制度不仅有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能够推动一个国家各方面的建设。在抗日战争中，日本之所以能够攻陷大片土地，掠夺大量财富，其具备比中国更强大的经济实力固然是第一位的原因，但当时日本的制度比中国更有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侵华战争爆发时，日本是有备而来，日本军队经过整饬训练，单兵战斗力很强，作战指令传递高效统一；国内信息传递流畅，政令执行无碍，国民平均教育水平远高于中国。而中国虽然名义上是统一的，但背后仍然是军阀割据，甚至局部混战；国民平均教育水平极低，部队训练水平和战斗力也相对较低。局部英勇抵抗、可歌可泣与更大部分地区作战决心不坚定同时并存。如果不是日本“失道寡助”，中国“得道多助”，单论运行效率，中国很难取胜。
正是看到了差距，才有了改革和超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结合中国国情不断探索，逐步建立一套完整高效的运行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更是以全新的视角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并逐步通过改革，实现了大多数国内资源和要素的无障碍流动，为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奠定了坚实的体制基础。
但是，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经济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经过30多年的实践，我们的认识已经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国家治理体系又到了一个需要全面深入改革的阶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把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以此更好地保障我们的制度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更好地发挥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为下一阶段中国发展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