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用创新体例表述港澳台史：1＋3模式

　　第二种模式由于引入了港澳台史而表现为国史编撰的进步。但是陈旧的体例无法适应这种进步。于是有些学者开始尝试体例改革，推陈出新。

　　这就导致了国史反映港澳台史的第三种模式。秦愉庆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首开先例。秦愉庆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该书篇幅不大，分5编。前4编为大陆主体史。第5编讲台湾、港澳、西藏的历史。笔者把这种模式称作1＋3。1代表大陆主体史，3代表三个地方史。该书只是这种模式的早期形态，后来又有学者采用。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便是如此。作为共和国的经济专史，它面临与国史相同问题，即如何反映港澳台经济史。《经济史》出版于1999年，今年又出增订版，体例与秦愉庆的著作相近，只是把台湾、港澳、西藏换成了港、澳、台。笔者为增订版写过一篇书评，罗燕明：《国史研究的开创性尝试——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增订版）的编撰体例》，见《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5期。介绍它如何反映港澳台经济史，现摘要如下。

　　首先，该书对港澳台史采取独立成章的形式。全书分5编，前4编为国家或内地的主体经济史，按时段划分4个时期。第5编为“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以下按地区经济史分为港、澳、台3章。为了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统一性，全书在5编基础上再统一各章编号，共计24章。这种体例的特点是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史与非主体的资本主义经济史一目了然。以往的经济史著作只论述主体经济，相当于这本书的前4编，严格讲不能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只能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社会主义部分。还有些国史著作把港澳台问题分散在一般史各时段的论述中，只能在港澳台政策方面做点文章，很难系统阐述港澳台本身的经济发展和特殊的历史情况。该书克服了这些局限，可以利用连续完整的篇幅从容地介绍港澳台地区的经济发展。

　　其次，第5编内按港澳台地区分为3章（即第22~24章）也有特别的用意。港澳台虽然都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但却是不同的经济体，无法按照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史来描述，只能当做国史中三种不同的特殊经济史来分别论述。

　　第三，进入港澳台各章之内，我们才读到以时段划分为基础、由“节”标题体现的历史论述。而这种论述在该书的一般史那里，是在“编”一级的标题下做出的。这就引出了以下一些问题：论述港澳台各自的历史应从什么时间开始？历史起点是否应向一般史看齐，一律定在1949年，抑或各自为史，设定不同起点？我的看法是，国史所以要反映港澳台史是因港澳台问题引起的，而港澳台问题的起因各不相同，其中港澳问题历史久远，不是从1949年开始的。因此，要讲清这些问题必须突破全书设定的1949年框架。本书把论述港、澳经济发展的起点分别定在英葡殖民主义侵占港、澳的1841年和1553年，但把论述台湾经济发展的起点定为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因为1945年抗战胜利后，台湾已从日本帝国主义手中归还中国。现在的台湾问题是因国民党在内战中失去大陆政权退守台湾引起的。

　　第四，起点确定后，接下来便是历史分期问题。由于港澳台是不同的经济体，其发展过程和规律不可能与内地相同，无法将其简单地归入主体经济发展的阶段之中。它们应有各自的历史分期。另一方面，港澳台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脱离中央人民政府的控制，在国际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的发展轨迹，但是它们作为中国固有领土的地位没有发生改变，毗邻祖国本土的地理环境更不可能发生变化。它们的发展必然受到大陆发展节奏的影响。本书在划分港澳台经济时段时充分考虑了以上因素，采取了既照顾自身发展特点又与主体经济发展相衔接的处理方式。

　　最后还有一个两制经济和四个经济体之间相互联系的问题。可以看出本书体例很适合讲清两制和四体的不同历史，但对于论述它们之间的联系，则不够方便。

　　以上为书评摘要。总的来说，该书通过1＋3模式把港澳台纳入中国经济史的尝试是成功的，较好地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四、用“一国两制”的原则指导编撰

　　港澳台问题给国史编撰带来了挑战。体例仅仅是表面现象，更深刻的问题在于国史观。

　　“一国两制”构想之前，“一国一制”是不言而喻的原则。所谓国史，即指社会主义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1958年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集体编撰了第一部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开宗明义第一句话便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虽然港澳台还没有回归，但是党和人民坚信这是暂时的，它们迟早将到解放，回到祖国怀抱，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史稿》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从武力解放台湾到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转变，反映出党和国家领导人那时是在“一国一制”的框架下考虑国家统一问题的。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集体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2~383页。

　　20世纪80年代，“一国两制”的构想形成并付诸实施后，学界做了跟进，在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前后掀起了一个编撰国史的高潮。多数学者撰述了和平统一和“一国两制”的政策、中英联合声明等。少数学者更尝试在国史中加入港澳台史。后者写出的著作，从内容上看，已不再把国史简单地等同于社会主义史了。

　　把国史包括港澳台史当做原则是从本世纪开始的。2000年，陈水扁上台执掌台湾，提出“一边一国”论。台湾有人提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外国史”引入台湾，把台湾史当做“本国史”。针对这一动向，2001年9月，大陆方面召集有关部门开会商讨对策。与会者把国史要不要包括台湾史的问题当做严肃的政治问题，认为“既然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国史无论从法理上讲还是从学理上讲都不能不包括台湾史”。丁明：《国史应如何反映1949年后港澳台的历史》，见《国史研究参阅资料》总322期，第1~3页。

　　但从最近10年国史学界的努力看，这项工作还是有相当难度的。前面注释中提到2009年出版的几本国史著作，除《长编》外，竟无一本涉猎港澳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