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史研究，在构成近代史主干的所谓“八大事件”中，是成果最多，成就也最高的研究领域。老一辈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变革的主要力量；代表不同经济利益的阶级及其斗争，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他们借此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变动、革命派改良派的形成及其分野。清王朝灭亡的内在必然性，不仅产生了一系列享誉海内外的经典论著，有力地推动了学科的发展，也充分彰显了唯物史观理论观照的深邃与独特的魅力。

　　但也因是之故，它成为了一座高峰，不易超越。新时期以来，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一直显得沉寂，就反映了这一点。梁启超将学术思潮的演进概括为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个时期。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全盛期显然已过，当下似处于第三期，即蜕分期：“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后起者“只取得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方法，应用之别方面”。之所以不能称第四期，是因为似乎还见不到有任公所说的“豪杰之士”，起而超迈既有，从而开拓“第二思潮之启蒙期”。实际上，整个近代史研究也大致都处在这种状态。

　　辛亥革命史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提升，有待于理论与方法的重大突破。具体说来，还要从理解学术与时代的关系上，强调问题意识的转换。陈寅烙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材料与新问题。用新材料去研究新问题，便形成了一个时代学术的新潮流。新材料不能仅仅理解为全然是新发现的材料，还当包括因问题意识的转换，被重新激活的已有材料。所以，问题意识的转换更为关键。所谓问题意识的转换，就是研究题目的更新。傅斯年说，学术研究兰的许多问题，有些是前人解决了的，有的则因时代变化，旧问题不再成立，而新问题却出现了。所以，题目能推陈出新，便是一种进步。

　　 今天我们从时代与学术关系的角度上看，所谓辛亥革命史研究中问题意识的转换，可以有两个层面的理解：一是以更加从容的心态和更加全面的观点，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超越情感与意识形态的情结，重新观察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历史。早年辛亥革命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反帝反封建的视角，这与那是个激情燃烧的时代有关。今天时代的重心转移了，我们应当不限于反帝反封建的视角，发现更多新的研究题目。二是从现实中汲取时代诗情，以便在不断重新观照那段历史的过程中，发现新视角、新题目。人们认识历史离不开史料与理论，历史理论的形成固然也与历史材料有关，但更离不开人们鲜活的社会实践，即从时代的诗情（当年反帝反封建的视角正是这样确立的）。近年来关于近代化问题的研究，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在这里，我想提出另一个新视角：在历史转型期的改革及其风险的视野下，对清王朝的最后十年进行再考察。当下我们常说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如果我们注意到早在19世纪中叶，李鸿章等人即已提出了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预见，那么，便不难埋解，若从长时段看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的中国历史，都处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即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曲折而漫长的过程。19世纪中叶揭开了它的序幕，最近30年的巨变．则是登堂人室，正展现其核心的历史华章，或者说中国社会历史变革正迎来百年的高潮。

　　 依此，也可以说，行。年的历史中，中国社会显然又内含着若干关键性的转型期。其中，1901-1919年间，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型期，清王朝的最后十年正在其中。转型期是出彩的历史华章，是历史发展关键性的拐点，但也往往是历史的风险期。也唯其如此，转型期从来都是历史家关注的重点。我们强调清王朝的最后十年，就是要重视它如何应对身在其中的社会转型期复杂的局面及其得失。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朝统治风雨飘摇。任何政权面对危局，都不会坐以待毙，而谋求应对是政治的本能，重要的是冥顽不化，还是谋求与时偕进。清廷为应对时局，于1903年发布“新政”上谕，主动举起了“新政”——改革的旗帜。清廷主动揭出新政的旗号，果然牵一发动全身。它立即触动了各派政治势力的神经，迅速形成社会热点，并很快产生有利于自已的积极的社会效果，使清廷摆脱了遭唾骂的被动境地，得以重新控制了局面。但是，新政毕竟没有挽救清王朝崩溃的命运，何如看待这一现象？传统观点仅将之归于清廷“假立宪法骗局的破产”，显然有失简单化；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更为本质的问题乃在于：清廷因无法控制改革必然带来的社会风险，才最终导致了“成也新政，败也新政”的历史结局。

　　 古今中外历史证明，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从来都是有风险的。对于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来说，新政也面临着类似的风险。改革既经发动，就不可能中止；关键在于能否有效地控制缘此新兴的社会力量，始终把握改革主动权。事实证明，清王朝恰恰未能做到这一点。

　　 从未能控制改革风险的角度总结清廷新政失败的原因，还可进一步引出以下关于“历史转型改革的风险”的教训。

　　 转型期住往是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时期，人心思变，孕充大希望，同时新旧矛盾交错，也潜伏大风险。它要求主持者必须有大魄力、大智慧，始终把握改革进程的主动权。“治大国如烹小鲜”，老子的话只具部分真理性。强调周密稳妥是必要的，但强调高瞻远瞩，洞察先机，把握主动权的雄才大略，同样是必要的。

　　 转型期的大变革涉及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主持者必须具有崇高的使命感，超越小己私利，维护大局与公益，从而占据道德高地，以人格魅力，彰显改革的公信力。

　　 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历史研究所以常新，原因在于史家的视角，如同摄影机的焦距，不断在调整。从理解现实的社会实践出发，去理解历史，应是推动包括辛亥革命研究在内整个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取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期待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理论与方法上的重大突破，就可能不期然而至。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