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

　  采访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您在纪念建党90周年的文章和访谈中说过，这两件关系中国命运的大事变刚好相隔10年，看似巧合，其实有着必然的联系。我们很想请您就这个话题再深入谈谈。首先，在关于辛亥革命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辛亥革命是“计划外的革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朱佳木：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非决定论的观点。它把革命的导火索与革命本身混为一谈，夸大了偶然性的作用，抹煞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客观上起到了为“告别革命”论提供论据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事件“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①]武昌起义作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发生在1911年10月10日，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引起革命高潮的武装起义迟早要发生，这一点却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这场革命的根源在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在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可调和。尤其在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等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和统治阶级内部的“自强”举措统统失败后，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更加风起云涌。从1902年到1911年间，各地民变多达1300余起。其中既有反洋教斗争，抗捐、抗税、抗租斗争，罢工、罢市斗争，少数民族和会党的起事；也有拒俄、拒法、抵制美货等爱国运动，以及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等等。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沦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已经丧失了自救能力，其推行的“新政”不仅未能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这些情况表明，随着晚清政局的演变，人民群众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清政府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革命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这个形势，就连在华的外国人也觉察到了。长沙海关税务司司伟克非在1911年5月的一封信中就写道：“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有一支不同于旧式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革命力量站出来领导，而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应运而生。

早在1894年，孙中山就在檀香山创立了具有资产阶级政党雏形的兴中会，并在章程中指明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发出了“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于将倾”和“振兴中华”的呼声。1905年，他又在日本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制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随后，同盟会在国内广泛联络会党和新军，组织和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对各地具有进步思想的革命团体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发动武昌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虽然与同盟会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但它们接受的是同盟会的政纲，受到的是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的启发和鼓舞，而且其中一些骨干本身就兼具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先生也参与了起义的策划。因此，从实质上看，武昌起义就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的，是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否则，无法解释武昌起义的发起者在起事后立即邀请同盟会领导人前往武汉主持大计，也无法解释起义成功后的新政权要采用同盟会提出的“中华民国”国号。

另外还要看到，武昌起义虽然因为偶发事件而比原计划提前了，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成员在武汉新军中早已有相当大的数量，清政府是抓不完的；他们即使10月10日不起义，此后也会起义。武昌起义的成功虽然与清政府将湖北部分新军调往四川镇压骚乱有一定关系，但即使这部分新军不被调走，武昌起义因清政府的镇压而失败，其他地方也仍然会有起义；而且一旦某地起义成功，也同样会立即引起革命之火的燎原之势。否则，为什么在起义后不到一个月内，全国18个行省中就有13个省及上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为什么在起义后仅四个月，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清王朝就连同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一起覆灭了。

可见，只看到武昌起义一些细节中的偶然因素就断定辛亥革命是“计划外”的，看不到武昌起义与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内在联系，看不到武昌起义的成功和辛亥革命爆发的必然性，都是有背历史事实的，是站不住脚的。

采访者：在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中还有一种观点，否认辛亥革命有失败的一面。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朱佳木：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的一些论述已讲得很清楚。他说：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②]他还说：“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③]这些论述告诉我们，看辛亥革命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要看它相对什么而言，是从哪个意义上说，不能简单地绝对地讲胜利了或失败了。

我们说辛亥革命胜利了，是基于以下一些事实：第一，它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使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再也不能稳定下来，从而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向前发展开辟了道路；第二，它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从而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局面；第三，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和爱国主义的空前高涨，动摇了支撑封建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极大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从而为此后接踵而至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乃至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铺平了道路；第四，它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陈规陋习和因循守旧的风气，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开启了新的航程；第五，它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和侵略势力。

我们说辛亥革命失败了，则是因为它没有能实现这场革命的基本目标，即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解放；相反，使革命果实落入了代表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利益的袁世凯手里。就连孙中山本人也说：“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

辛亥革命的失败，从客观上说，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买办势力，以及旧官僚、立宪派的相互勾结，使反革命的力量过于强大；从主观上来说，则在于革命的基本力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比如，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表，也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同盟会，在组织上、政治上本来就很松散，缺乏一个统一的稳定的核心，也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提不出明确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而且盲目照搬西方政治体制，害怕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甚至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势力对共和政体的支持。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它说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难以胜任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重任，中国要独立，民族要复兴，人民要解放，只有另辟出路，另找领导力量。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出路就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领导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采访者：请您再谈谈中国共产党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朱佳木：这个关系简单说，就是继承发展与被继承被发展的关系。因为，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拯救中国于危亡之中、争取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大目标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二者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上是不一样的，而且因为辛亥革命所要走的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没有走通，这就促使代表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利益、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提前登上了政治舞台，从资产阶级手中接过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并且帮助孙中山将旧三民主义改造为新三民主义；在孙中山逝世、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又带领人民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赶走了帝国主义，打倒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除台湾外）和领土完整；然后，又带领人民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迈入了小康社会，初步建成了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步步变成现实。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是辛亥革命未竟事业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如果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共产党90年来所做的贡献，我认为起码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即第一，提供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政治前提；第二，抓住了中华民族复兴的难得发展机遇；第三，开辟了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四，建立了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民主制度和法律体系；第五，开展了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一系列社会稳定工作；第六，培育了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民族精神和社会风气；第七，坚持了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不间断的执政党自身建设；第八，构筑了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所做的这一切，都大大超越了辛亥革命先驱们当年所能有的期望。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曾提出，要在北方、东方、南方沿海各修建一个“如纽约港”那样的大港口，要修建10万英里的铁路和100万英里的公路，要整治长江、淮河、黄河等内河水系，要通过大规模移民开发边疆，要全面开采煤、铁、石油、有色金属等矿藏，要发展轻重工业和现代农业；还具体提出要在长江三峡修建便利通航、能够发电的大坝，在武汉修建跨江的大桥或隧道，在青藏高原修建直通拉萨的铁路。今天，所有这一切设想经过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绝大部分都已变成了现实，很多还大大超过了。例如，1949年，中国的公路仅有8万公里，而1978年已增加到90万公里，2010年更达到396万公里，而且建成了7.3万公里的高速公路。1949年，中国的铁路只有2万公里，而1978年已增加到5万公里，2010年更达到9万公里，虽然不到孙中山提出的10万英里，但却建成了8000多公里在那时连想也不敢想的高速铁路。新中国初期，全国沿海港口的吞吐量总计只有1400万吨，而1978年已增加到2亿吨，2010年更达到80亿吨。2010年吞吐量超过亿吨的海港已有14个，而纽约的新泽西港仅有8100万吨。北方的大连港、天津港，东方的上海港、宁波港，南方的广州港、深圳港等，现在都已成为世界级的大港。1949年，长江上一座大桥也没有，新中国初期，先由苏联人帮助设计建造了武汉长江大桥，60年代又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了南京长江大桥，现在各地横跨长江的大桥已多达50多座。1949年，中国的发电量仅有43亿千瓦小时，而1978年已增加到2566亿千瓦小时，2010年更达到4.2万亿千瓦小时，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不仅能拯救中国，而且能强大中国、发展中国，能使辛亥革命先驱们“振兴中华”的夙愿最终成为现实。

采访者：请您谈谈对中华民族复兴的理解，就是说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就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了？

朱佳木：自从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后，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有各种各样的表述。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说：“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④]他还说过：“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⑤]后来，他又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现代化。[⑥]可见，在他看来，所谓中华民族复兴，就是要把中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三步走”战略。他说：“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⑦]“如果达到这一步，第一，是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第二，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第三，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⑧]根据邓小平提出的战略，党的十五大又把21世纪的头50年分为三个阶段，即头10年实现GDP比2000年翻一番，再用10年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并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进一步把本世纪头50年分为两个阶段，即头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到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我理解，这意味着当中国2050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也即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就可以说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了。

如果这个理解不错的话，那么，现在距离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约还有40年时间。这段时间与1840年到现在的170年相比虽然不能算长，但经验告诉我们，“行百里者半九十”。就是说，要完成一项事业，最后冲刺阶段的难度往往要超过此前所有阶段加在一起的难度。因此，我们一定要按照党中央一再提醒的那样，增强忧患意识，既看到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的机遇，也看到其中的风险和挑战，保持昂扬斗志不松懈，直到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采访者：您认为要保证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

朱佳木：当前，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正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要应对各种挑战，战胜各种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风险，需要具备的条件有很多。但我认为其中最为关键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因为，要使13亿人民在正确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且始终保持昂然向上、团结进取的精神状态，使国家处于外部和平、内部稳定的环境，在今天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做到。

我们党过去遇到过，今后仍然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但这些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难倒我们党。关于“中共灭亡论”、“中共下台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反动分子和帝国主义预言家们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唱，已经唱了90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骂倒、被吓倒，相反，伴随骂声不断壮大。因为，她有以下一些其他政党所没有的政治优势：第一，有一个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第二，有一个最为科学并不断与时俱进的指导理论；第三，有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四，有一个从中央到地方、遍布各系统各领域的严密组织系统和纪律检查系统；第五，有一个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作风；第六，有一个为中华民族复兴奋斗90年和执政62年的历史。因此，她有不同凡响的长盛不衰的生命力，有凝聚团结13亿人民的亲和力，有带领人民共同奋斗的动员力，有克服一切困难而不被困难所征服的战斗力。只要我们自己头脑清醒，脚跟站稳，任何人也耐何不了我们党。

我们党过去曾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时犯的还是大错误，即使今天也有缺点。但是，我们党总是能够赢得人民的信任和尊重。因为，第一，这些错误和缺点并不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第二，这些错误和缺点再大，与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复兴已做出的和正在做出的贡献比起来也是次要的，仅仅是支流；第三，中国共产党具有勇于承认、改正错误和善于从错误中汲取教训的精神和能力，历史上犯过的错误都是我们党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

我们党在不同时期也混入过叛徒、汉奸、野心家、腐败分子等形形色色的坏人，有的还是高级干部和领导人，今后也不能保证不出这样的人。但是，这种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极少数。被凝聚在中国共产党身边、吸收到中国共产党里面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因为，第一，她的宗旨、纲领、路线、作风对于信仰马克思主义、立志为国为民效力的人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第二，她一贯重视保持自身的纯洁性，不间断地清理自身的污垢，具有超强的自洁能力。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认为今天主要是体现在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上，体现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不动摇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就是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当成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因为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就会失去物质基础；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和丧失动力。如果回过头去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封闭僵化，或者照搬西方模式，搞多党轮流执政、指导思想多元化、“三权鼎立”和两院制、联邦制、私有化，中国都不可能稳定，更不会发展；相反，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丧失贻尽，使中国重新沦入黑暗时代。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正是由于毫不动摇地坚持了党的这条基本路线，所以才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和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中牢牢站住了、站稳了，才使中华民族得以一步步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不动摇，就是要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我们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又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因此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制度保障。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切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中华民族就一定能最终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

采访者：您现在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和编纂工作，因此最后想请您再简要谈谈共和国史与辛亥革命史、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关系。

朱佳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辛亥革命史、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对象在社会属性上具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当家作主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而辛亥革命史、中华民国史是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前者是当代中国史或中国现代史，而后者是中国近代史。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距辛亥革命仅有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距中华民国建立也仅有38年，而且，共和国史是紧接民国史而展开的。因此，研究共和国史不能不研究辛亥革命史和民国史。毛泽东早在1942年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就说过：“我们研究党史，只从1921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⑩]现在，共和国史研究中就有很多问题联系到辛亥革命史和民国史。比如，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起到了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作用，以“告别革命”论为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错误的？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选择的结果，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为什么说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是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他们的历史地位不容贬低和否定？为什么说三权鼎立、议会制、多党制等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不适合中国国情，全盘西化在中国行不通？要弄清楚这些问题，都不能不涉及辛亥革命史和民国史。

仍然是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毛泽东还说过：“1921年到1927年这时期的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北洋军阀。如不说明那时候地主怎样压迫农民，资本家怎样压迫工人，帝国主义怎样分裂中国，北洋军阀怎样对付革命，那就很难了解当时的斗争。”“如果我们不知道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和牛这些东西是在谁的手里，不把地主和农民对土地的所有关系搞清楚，就不会知道土地革命的必要。如果不把国民党在‘九一八’以后还是继续打共产党不去打日本这些情形讲一讲，我们反对国民党就显得没有道理、没有根据。”他强调：“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11]他的这些结论，正是通过分析包括辛亥革命史、民国史在内的中国近代史而得出的。重温这些论述，显然不啻对我们今天研究共和国史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现在，全党全国人民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正在迎接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到来。我们纪念辛亥革命100年，就要按照毛泽东说的那样，向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先驱们学习，“发扬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精神”，[12]做“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13]，把辛亥革命开启的中华民族复兴大业进行下去、进行到底，直到中华民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最终实现自己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