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同时又涉及传统价值体系的转换。传统社会主导性的价值体系，在相当意义上以权威主义为其特点，这一价值体系又与皇权至上的君主专制体制相联系，并在相当程度上与之相互依存。帝制的推翻至少在形式的层面，使传统的权威主义价值体系失去了依托。具体而言，这里包含两重意义：其一，君主专制体制退出历史舞台，为传统思想的全面反思提供了前提。在以认同权威为主导的价值取向的政治形态下，以上反思往往难以展开，随着权威主义政治依托的崩落，批判性的反思便获得了现实的背景。其二，传统政治体制的隐退，使依附于其上的价值观念渐渐淡出，这一转换历史性地提出了如何重建价值体系、重新获得价值依归的问题，这一问题在辛亥革命之后便已发生，在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时期取得了更为自觉的形态，无论是对传统思想（包括价值观念）的批判，抑或“德先生”、“赛先生”的引入，都体现了这一点。

　　在社会变革的层面，辛亥革命的复杂性还在于：辛亥革命后，一方面，整个社会的结构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民族危机依然存在，民主、自由的政治理想也未能真正实现；另一方面，新思想的传播、近代意识的形成又进一步加速，后者同时从不同的方面影响、制约着社会的变革。从历史的层面看，没有辛亥，就不会有“五四”，也不会有以后百年的社会变迁。这种历史现象，既赋予辛亥革命以成功与失败、积极与消极等多重性质，也要求我们联系具体的社会背景，以历史的视域考察其内在的意义，努力避免非历史的偏向，包括抽象的否定或简单的肯定。

　　就思想史的角度而言，辛亥革命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政治变迁，无疑为在更深广的层面引入和传播西方近代思想提供了背景，后者进一步构成了对传统思想加以批判反思的观念前提。然而，与之形成历史反差的却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曾经比较激进的思想家，往往逐渐地表现出某种保守的趋向。从严复、康有为到章太炎等等，这些近代思想史上的风云人物尽管在政治立场上有维新、革命等分野，但从古今中西之争看，都曾经表现出接受近代观念的趋向。然而，在辛亥革命之后，他们在思想观念上却不同程度地渐渐倾向于认同传统。近代的这些人物在文化立场上的变化无疑表现出某种保守的走向，但从传统的反思这一层面看，似乎又不能仅仅将其归入消极之列，其中可能也包含重新认识传统思想这一面。辛亥革命与思想家立场变化的关系究竟何在？如何更恰当地理解这种转换的意义？这些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总之，作为中国近代重要的政治变革，辛亥革命既受到传统思想观念的某种制约，又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以及中国近代思想的演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在辛亥革命百年之后重新思考与之相关的历史问题，对于具体地理解中国近代社会与思想的发展，无疑具有独特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