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
鉴于以上的特点，我们还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中国对亚非国家的经贸工作。尽管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发展与亚非国家的经贸关系非常必要，而且成绩不菲，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对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对苏联的依赖，没有改变中国争取进一步发展与除美国之外其他西方大国经贸关系的努力，这是由除日本外，亚非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它们不可能帮助中国解决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中国政府也没有把此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它们。除了产品和原料的贸易本身，中国发展与亚非国家的关系，更多的是为了以经济带动政治，开拓外交，扩大影响，改善国际环境。实际上，中国与亚非国家的贸易，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因此本文对万隆会议经贸议题的强调并没有否定政治外交是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的首要议题，反而是从经贸议题的角度来进一步的说明和强调“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政治主题。因此，可以说万隆会议期间及其之后的经贸活动主要是服从服务于其政治目标——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保证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的顺利成功。
作者：刘磊，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冷战史。
[①] 如朱霖：“回忆亚非会议”，张彦：“亚非会议的前前后后”，李慎之 张彦：《亚非会议日记》等。
[②] 如鲍大可：《周恩来在万隆》，乔治·卡欣：《亚非会议》，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金冲及：《周恩来传》等。
[③]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36页。
[④]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第240-241页。
[⑤] “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人民日报》社论，1953年1月1日。
[⑥] 刘国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1949-1956》，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7-158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25页。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09页。
[⑨] 它们是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北越。
[⑩] 逄先知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第547页。
[11] 中国委员会制定的对华贸易禁运清单为295种物资，其中207种根本不属于巴统管制对象，可见对中国管制之严苛，被称为“中国差别”。见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05-306页。
[12]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46-247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00页。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01页。
[15] “我参加亚非会议贸易活动方案（修改稿）（草案）”，1955年3月1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号：207-00070-03(1)，第86-94页。
[16] 《中国经济年鉴》编委会：《中国经济年鉴：1982》，北京：经济管理杂志社，1982年，第Ⅷ-46页。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21页。
[18] 外交部与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3页。
[19]“一周电报汇编第98期（东南亚五国会议的程序及五国对中国参加会议的态度）”，1954年12月2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号：102-00159-21(1)，第98-102页，内含中国驻印度、印尼、巴基斯坦等国使馆11月12日到12月22日致外交部的电报，汇报各驻在国对中国参加会议的舆论态度。“我驻印度尼西亚使馆和捷克斯洛伐克使馆报回印尼筹备亚非会议情况的电报”，1954年1月15日到1955年4月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号：207-00002-04(1)，第95-96页，第100-105页，第136-137页，第146-147页。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二集），中国代表团出席1955年亚非会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13页。以下简称《中国外交档案选编——1955年亚非会议》。
[21]“关于亚非会议问题（外交部亚洲司编）”，1954年12月1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号： 207-00085-17(1)，第144-149页。
[22]“我参加亚非会议贸易活动方案（草案）”，1955年3月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号：207-00070-01(1)，第1页。
[23]我参加亚非会议贸易活动方案（修改稿）（草案）”，1955年3月1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号：207-00070-03(1)，第86-87页。
[24]“我参加亚非会议贸易活动方案（修改稿）（草案）”，1955年3月1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号：207-00070-03(1)，第87-94页。
[25] 外交部档案馆：《中国外交档案选编——1955年亚非会议》，第42-43页。
[26]“对外贸易部关于参加亚非会议贸易活动方案之补充意见的讨论意见”，1955年4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号：207-00063-11（1），第22-23页。
[27] 外交部档案馆：《中国外交档案选编——1955年亚非会议》，第91-92页。
[28] 外交部档案馆：《中国外交档案选编——1955年亚非会议》，第93页。
[29] 《亚非会议最后公报》，见外交部档案馆：《中国外交档案选编——1955年亚非会议》，第99-100页。
[30] 金冲及与陈叔亮谈话记录，1984年1月26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80页。
[31] 诺罗敦?西哈努克、伯纳德?克里舍：《我所认识的世界领袖们》，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80-81页，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三），第1181-1182页。
[32]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三），第1183-1184页。
[33] 外交部档案馆：《中国外交档案选编——1955年亚非会议》，第93页。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499页。
[35]《人民日报》，1955年9月13日，第1版。
[36]《人民日报》，1957年7月30日，第5版。
[37]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40页。
[38] 孙玉琴编著：《中国对外贸易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3页。
[39]《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编委会：《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7页。
[40]《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第37-38页。
[41] 外交部与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28-229页。
[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46页。
[43] 王和英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大事记，1949-1985》，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6页，第126页。
[44] 如橡胶属于美国组织的国际禁运的重要产品，而中国量力尽可能多的购买印尼橡胶就有打破美国禁运的考虑，而与埃及发展经贸关系更多出于发展与阿拉伯世界外交关系的考虑。见“我参加亚非会议贸易活动方案（修改稿）（草案）”，1955年3月1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号：207-00070-03(1)，第90-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