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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中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发布时间: 2013-12-30    作者:唐洲雁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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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谈到自己的个性时,曾经有一个说法,就是“七分虎气,三分猴气”。1966年,他在信中写道:“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所谓虎气,有很多种解释,这里可以理解为原则性,是一种立场;所谓猴气,则是指灵活性,可以理解为战术层面上的东西。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说到原则性,那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的原则性到底在哪里?或者说他坚持的最后底线究竟在哪里?

  众所周知,关于社会主义最大的原则无非是三条: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些都是前辈给我们留下来的原则性很强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在毛泽东那里,就一定是他的底线吗?这个问题可以具体分析。

  比如说按劳分配,毛泽东就从来没有把它当作一个最终的原则去坚持。他强调要限制 “资产阶级权利”(当时译为“资产阶级法权”)。在他看来,一个家庭如果人人都是劳动力,与那些缺少劳动力的家庭相比,年终分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如果不管劳动力多少,完全按劳分配,最后可能带来贫富分化。所以说,按劳分配并不是他所要坚持的底线。

  关于计划经济,人们常说毛泽东时代是计划经济的时代,此话不假。因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说新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而不是说要发展市场经济。但是到过渡时期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已经看到苏联计划经济的许多弊端,开始了自己的思考。比如他说过:“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消除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影响

  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毛泽东提出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要实现第二次结合。为了实现第二次结合,他写下《论十大关系》等重要著作,提出很多好的思想,努力摆脱苏联计划经济的束缚。

  然而要消除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谈何容易,因为经济建设有自己独特的规律。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从“一五”计划开始,实际上就是照搬苏联计划经济的那一套。这些计划下去了,就要执行,长此以往,各种条条块块也就形成了,甚至森严壁垒。这个时候要想轻易改变,就很容易出问题,会牵动全局,甚至会导致经济计划的中断。后来的“大跃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也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所以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总结说,我们对于搞经济建设的规律还没有完全地把握,想得太简单,有一些思路和想法,但是怎么和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在这些方面,办法不多。“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应该说,这些总结还是很深刻的。

  也正是在这个反思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一些好的想法,好的思路。比如说郑州会议以后,提出旧账一定要算,反对剥夺农民,强调要讲商品法则,主张价值规律要遵守,甚至提出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认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如此说来,计划经济的东西,也不能完全说是毛泽东坚持的最后底线。如果有合适的环境和条件,他也会对计划经济做一些重要改变,甚至有可能会接受市场经济的一些东西。可惜他那个年代没有这样的条件。

  坚决避免两极分化

  那么什么是他最后的底

  线?公有制吗?

  很多人说毛泽东喜欢一

  大二公。确实,他说过人民公

  社的优点就是一大二公。但

  是如果说这就是他最后的底

  线的话,也不尽然。过渡时

  期,他说五种经济成分并存,

  尽人皆知。过渡时期完成以后,他又说过:“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其实在郑州会议以后,关于所有制的问题,毛泽东反反复复一直在思考。两次郑州会议,他思考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以什么为基础。思考的结果是,逐步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并写入他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60条,此后10多年一直没有变。应该说,这对后来农村经济的稳定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

  那么在所有制问题上,毛泽东的底线到底是什么?这个底线,就是不能导致两极分化。在北戴河会议上,他曾经说过:“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所以不能分田到户搞单干,不能两极分化,实际上这才是毛泽东最后的底线。

  如何避免两极分化,说到底就是一个怎样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今天仍然要努力去解决好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要求“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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