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至197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各个领域造成了严重混乱，带来了巨大损失。同时也应当看到，“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虽然遭到了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发展。对此，曾经有过种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通行的说法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最早见于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从1974年到1976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种说法以后被不少著作和文章沿用，并发展为“文革”时期的10年“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的评价（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349、35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至今仍有人使用。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甚至用“经济的崩溃”作为标题来述说“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

　　另一种说法是：整个“文革”10年，经济是有发展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只是指动乱最严重的1967、1968年。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综观1966至1970年这五年乃至1966至1975年这10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革”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

　　这两种说法之间的差异显然是较大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当然谈不上发展，并且涉及到“文革”10年经济建设的基本状况。因此，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今天，有必要根据准确的历史事实做出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

　　首先，必须搞清楚，“文革”和“文革”时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革”是一场严重错误的政治运动，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文革”时期，是这场运动发生的历史时间和空间，这一时期既发生了种种严重错误，也存在抵制和纠正这些错误的斗争，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在困难条件下努力进行的经济建设。因此，彻底否定“文革”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全部历史。同样，肯定“文革”时期经济、外交方面的发展，也不等于要肯定“文革”本身的错误。胡绳同志很早就指出，要把“文革”和“文革”时期区别开来。（见《真理的追求》1990年第4期第11页。）应当说，这是我们正确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阶段历史的基本准则。

　　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发展，是明显的事实。关于年平均增长率，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7、50、33、444—447、36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需要说明的是，有人提出“文革”时期的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同志的文章回答说：“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从各个经济部门情况看，10年中也取得了一定发展。

　　工业交通方面，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70年代末期的三线建设，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2050亿元，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得到了长足进展，建立起攀枝花钢铁公司、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机器制造、能源、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基地和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工业交通和科研水平低下的布局不合理状况，形成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有较高科研和生产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促进了内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建设前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1972年以后，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四三方案”为中心，投资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国外引进了26个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等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基本满足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需要，并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文革”时期，石油工业得到飞跃发展，陆续开发和兴建了大庆、胜利、大港等大型油田，克拉玛依和吉林扶余油田生产能力也得到大的提高，还先后在四川、江汉、陕甘宁组织了三个大石油勘探会战，探明和建成辽河、任丘、江汉、长庆油田。从1966年到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