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万隆会议后中国与亚非国家经贸合作的发展及其特点

　　万隆会议之后的1955年8月23日，周恩来接受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米利奇访问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经济、文化方面同非社会主义的国家往来。非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文化方面也有某些优越和值得学习的地方。在亚非会议上，在促进国家间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我们强调了这一点。[34] 后来事实的发展证明了周恩来的表态和中国通过万隆会议取得的经贸成果。会议之后，1955年5月，埃及宗教事务部长巴库尔访华，并与叶季壮部长商谈两国贸易问题。8月22日，中埃签订了贸易协定，埃及从中国进口钢材，中国购买埃及棉花。1956年1月，中国驻埃及商务代表处正式设立。4月16日，叶季壮访问埃及，达成近400万英镑的贸易协议，10月22日，中埃签订新的贸易议定书和支付协定。其间5月30日，中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55年9月，中国参加叙利亚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11月30日，中叙鉴定贸易协定和支付协定。1956年8月10日中叙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55年9月4日，锡兰贸易代表团访华，10月14日，中锡签订1956年米胶合同，1956年9月14日，中锡建交，12月，叶季壮访问锡兰，商定延长米胶贸易协定到1957年。1955年9月，西哈努克亲王当选柬埔寨首相后，中柬关系得到发展。1956年4月，柬埔寨经济代表团访华，两国签订贸易与支付协定，双方各出口500万英镑的货物。1956年10月，印尼贸易代表团访华，11月两国签订贸易协定，期限一年，双方各出口1200万英镑的货物。1955年9月12日，中国售往缅甸的物资到达仰光：13480吨钢材、266吨生丝、8000件棉纱、3000箱玻璃、5000条毛毯以及油漆、瓷砖、花布等。[35]11月8日，中缅签订航空运输协定。12月29日，中缅签订缅甸大米与中国商品换货议定书。1956年5月，中国与巴基斯坦签订了中国供应巴基斯坦30万吨煤的合同。 

　　还有其他一些以前与中国没有贸易关系的与会国家在会后短期内就与中国建立了贸易关系或进行了接触。如1955年12月31日，中国和黎巴嫩签订贸易协定，1956年9月，中国驻黎巴嫩商务处正式建立。1957年7月28日，中国与阿富汗政府签订换货和支付协定，这是两国间第一个贸易协定。[36]1956年1月，外贸部副部长江明率中国贸易访问团访问沙特阿拉伯，就发展两国贸易关系交换意见。1956年4月，叶季壮率中国贸易访问团访问苏丹，就发展两国经贸关系与苏丹贸易部长交换了函件。1958年7月，在苏丹困难之际，中国以易货方式购进100万英镑的棉花，加深了两国关系，推动了1959年初的中苏（丹）建交。[37]到五十年代末，中国与大多数的亚非国家建立了官方或半官方的贸易关系，中国对亚非国家的贸易总额由1950年的3.6亿美元上升到1957年的7.67亿美元。[38]

　　除了促进对外贸易，万隆会议还推动了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之外的亚非国家的经济援助。根据万隆会议公报的精神，周恩来在1956年6月的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发言提出：“我们在自己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愿意在可能的范围内贡献我们的微薄力量，帮助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从1956年起，中国开始向一些亚非友好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39]中国对亚洲国家的援助始于柬埔寨，1956年6月21日，中柬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经济援助协定和建设成套项目议定书，规定中国1956至1957年间无偿给予柬埔寨价值800万英镑的援助，用于物资和纺织厂、水泥厂等成套项目，这是中国同亚非国家签订的第一个经援协定。[40]1956年10月7日，叶季壮与尼泊尔驻华大使拉纳签订了两国政府经济援助协定，规定在协定生效三年内，中国无偿援助尼泊尔6000万印度卢比。1955年巴基斯坦遭受自然灾害，粮荒严重，中国政府低价供给巴方大米6万吨，无偿赠送4千吨。1957年9月19日，中国政府同锡兰政府签订了经济援助协定。而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始于埃及，1956年10月，发生苏伊士运河危机，11月，中国政府向埃及提供了2000万瑞士法郎的无偿援助。1959年中国政府向几内亚提供了粮食援助等等。万隆会议开启了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的新阶段，援助对象由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其他亚非民族主义国家。

　　万隆会议对中国外交与外贸的重要影响中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方面，那就是中国与部分与美国关系密切的亚洲邻国的关系，取得了重要突破，最具代表性是泰国。虽然万隆会议上中泰关系没有取得直接成果，但这次会议使泰国朝野开始对中国建立起信任感。另外，泰国经济上遇到困难，对华禁运给它带来不少损失。泰国工商界希望解除禁运，改善中泰关系。经过努力，1955年下半年，中泰建立秘密接触渠道，达成了交往协议。1955年12月，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秘密访华，毛泽东接见他们，表示：中国可以和泰国贸易，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和做生意。[41]其间双方签订了《中泰贸易会谈纪要》。1956年1月到2月，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公开访华，周恩来、毛泽东分别接见他们，进一步阐明了和平友好、发展经贸关系的立场。[42]此外，中国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取得进展，1956年6月4日，马来西亚宣布取消不准向中国输出橡胶的禁令。1956年8月，新加坡工商贸易考察团访华，并与叶季壮及中国相关公司会谈，达成320万英镑的贸易协定。[43]遗憾的是中国代表团没有通过会议建立起与日本官方的贸易关系，中日贸易还只是停留在民间层次，不过中日民间贸易发展较快，1956年5月，日本政府还同意与中国互派民间贸易代表。

　　总结一下可以看出，万隆会议之后，中国与亚非国家的贸易具有以下特点：1. 外贸工作配合外交工作，以经贸关系，推动外交关系，同时试图打破美国的“禁运”，因此部分经贸项目是出于政治需要而非完全出于经济需要；[44]2. 通过发展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特别是提供对外援助，改善国际形象，扩大影响；3. 中国与亚非国家互通有无，出口初级产品、轻工业产品及其设备换取国内所需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4. 由于除日本外，中国和其他亚非国家当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中国与亚非国家的贸易虽有所增长，但总额不多，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较小。5. 由于当时的亚非国家中，除日本外，“一五计划”建设中的中国，工业发展水平是最高的，财力相对雄厚，因此在对亚非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处在主动和优势的地位，并可以提供援助；6. 中国与亚非国家贸易很多时候采取以货易货的方式，并保持平衡，以节省外汇，用于向苏联、东欧和少数西方国家采购工业设备和原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