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对万隆会议的反应与参会经贸方针的制定

　　1954年2月，印度、印尼、巴基斯坦、锡兰、缅甸五国总理在科伦坡举行的首次总理会议上提出了召开一次亚非会议的可能性。1954年10月20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时首次口头邀请中国参加拟议中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周恩来表示：我们支持亚非会议，愿意参加。[17]12月1日，毛泽东也对缅甸总理吴努表示中国支持亚非会议，希望参加这个会议。[18]其实中国外交部门从科伦坡会议开始一直对拟议中的亚非会议保持关注，中国驻相关国家使馆时刻向国内汇报五国动态和相关与会国对邀请中国参加的态度，亚非会议的筹备情况，各受邀国对中国参加会议的态度和西方国家的反应，[19]这些情报对后来确定与会方案起到了重要作用。12月7日，中国外交部指示驻印尼大使黄镇：我们必须对东南亚国家积极进行工作，以稳定亚非两洲的和平中立国家，我应争取参加亚非会议，使之朝有利于和平的方向发展，并要求黄镇一旦印尼官方向他谈到亚非会议，就表示支持并愿意参加。[20]同时外交部经过评估，认为参加该会议符合自己争取和平环境，发展经济，进行合作的愿望。[21]因此中国不仅愿意参加而且要争取参加，促进会议的成功举行，以利开展和平外交与外贸工作。

　　1954年12月，上述五国在茂物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亚非会议在1955年4月的最后一周在印度尼西亚召开，邀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其他25个亚非国家参加（后来中非联邦没有参加，实际共29国参加）。1955年1月，中国正式接受了邀请，并开始会前准备工作。在经济贸易议题上，对外贸易部就参加会议的贸易活动方案做出了充分计划。3月8日，外贸部向外交部提交了第一份贸易活动方案（草案），指出与会各国对加强经济贸易关系会很感兴趣，而从经济贸易方面来加强同各国的联系，也确实容易为各国所接受的。因此无论会内会外，有关经贸的接触和交谈必将十分频繁。[22]经过协商后，3月12日，外贸部提交了修改稿。草案（修改稿）认为亚非国家曾受殖民压迫，经济落后，既希望有“美援”，又对其怀有戒心，希望找到新出路；亚非国家对中国又怀疑又羡慕，希望与中国经济合作甚至得到援助；他们的困难是原材料销售困难，估计会有许多国家同我们谈贸易问题。外贸部就此提出了活动方针：配合和平外交政策，适当掌握政治与经济兼顾的原则，积极争取和团结各个亚非国家，分化美国控制下的某些国家同美国的关系，达到扩大和平地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目的。具体做法是广泛接触、重点使用力量，不同对象，不同办法，建立和发展我国同亚非各国经贸平等合作关系，从经济生活上配合政治活动，集中力量孤立美国，反对禁运，但要避免批评亚非各国的现行贸易政策。我们要以亚非国家一分子的地位发言立论，宣传五年建设成就，也不讳言某些困难。[23]

　　文件然后通报了目前我国与亚非国家的贸易现状，并进行分类，提出国别活动方案。外贸部估计与我已有外贸关系的国家会要求解决若干贸易上存在的问题，没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将借此机会与我挂钩。鉴于亚非各国经济政治条件与其所处的地位，结合我国的外交要求与经济需要和可能，此次亚非会议期间的活动，亚洲方面以印尼为重点，非洲方面以埃及为重点：适量购买印尼的橡胶，并可以向其供应纺织工业成套设备；埃及是阿拉伯同盟的盟主，在中近东影响很大，争取与之建立贸易关系，这对促成建交有一定帮助，同时对阿拉伯其他国家也有影响；欢迎印度工商界组团来访；试探与巴基斯坦订立政府贸易协定的可能，并购买其棉花及适量大米；可购买叙利亚的棉花、小麦，争取叙利亚；可以向阿富汗供应轻工业成套设备；解决我赴日本贸易代表团可能遗留的问题；争取与泰国、菲律宾工商界人士挂钩，泰国的橡胶，菲律宾的椰干、马尼拉麻和糖，都是我需要的，至于其他国家贸易可能性不大，属于广泛接触对象，可试探购买石油、铜、橡胶的可能性，并表示我国可以供应轻工业成套设备、小型机器、电机等，以争取挂钩。[24]最终，外交部和中国代表团接受了该方案。

　　4月4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总方案——《参加亚非会议的方针（草案）》，4月5日，政治局批准了该方案，这也表明了中共中央对亚非会议的态度和参会的考虑。中共中央既意识到了可能出现的困难，又对会议持积极态度，对争取和平怀有希望，主导思想是团结和争取“和平中立”的国家，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外交关系或其他事务性关系创造条件。方案提出了12个问题，其中与发展对外经贸关系有关的有如下几个：一，要争取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亚非地区的更多国家所接受，从而扩大和平地区，建立集体和平；二，着重介绍我国建国以来在各种社会改革中所获得的成就，如土地改革、经济恢复和发展等；三，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贸易，发展技术和经济合作，以巩固和促进有关各国的和平和独立的经济发展。反对禁运，反对带有政治条件的“援助”。四，对成立国际经济合作组织问题，原则同意，但不应承担不利于我的义务和约束。[25]以上问题都是有针对性的，中国首创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相关国家中反应良好，如被更多国家接受，一方面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树立和平形象，另一方面利于中国与这些国家开展外交和外贸工作，为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条件。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主要适应国内“一五计划”建设的要求，也是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严厉经济封锁逼迫下打开除社会主义国家之外的对外经贸关系的一项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