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区域性公共产品，简言之就是“那些仅在某一特定区域内供给和消费而非遍及全球的国际公共产品”。①与国际公共产品理论相比，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更侧重于通过各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际组织等行为体的协同合作，在一定范围内提供跨越国界的公共产品，旨在解决贫困、恐怖主义、流行病等各类区域性问题。学界目前以区域性公共产品为视角探讨地区合作的研究已有不少，但将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纳入中国地区外交思路的研究则是一个急需开拓的领域。
本文在探讨亚洲外交②在中国全球战略中地位的基础上，着重论述将区域性公共产品纳入中国亚洲外交的思路，试图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传统原则与国家利益的外交新路径。
一、亚洲外交是中国全球战略的基础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在中国不断走向国际关系中心舞台的过程中，亚洲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优先考虑。
第一，亚洲是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深化互利合作的关键。有关论证中国与亚洲国家经济合作重要性的资料不胜枚举，仅以贸易投资数据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始终占外贸总额的60％以上，从亚洲国家和地区获得的投资也常年占吸引外资总额的三分之二。③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第二轮沿边开放战略”以后，周边国家成为中国开展次区域合作、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场所，亚洲地区被视为中国国家战略的外部延伸。目前，中国与除不丹以外的所有亚洲邻国建立外交关系，并通过参与地区组织，推动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④
第二，亚洲国家的整体性崛起推动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上世纪后半叶出现的“东亚奇迹”使亚洲许多国家飞速发展，摆脱原先在国际关系中的“边缘地位”，但这一势头被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所打断。进入21世纪，尤其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东亚、南亚、东南亚地区仍分别保持7.51％、5.93％和4.45％的经济增长率，远高于1.38％的全球平均增长率水平。⑤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的崛起，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开始发生深刻调整，世界体系的中心正加速从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
第三，中国的周边环境异常复杂。首先，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周边国家多达29个，其中直接接壤邻国就有15个。其次，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者在解决边境上的“番人”问题时，常奉行“胡萝卜”和“大棒”的政策，这些历史遗产与中国的经济繁荣结合在一起，增加了亚洲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疑惧心理。⑥再次，亚洲国家多样性突出，各国社会制度、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各种经济、民族、宗教矛盾聚集在边境地区，对中国国家安全和稳定构成严重隐患。最后，由于某些历史和现实原因，亚洲国家普遍存在“不完整感”，其中以中国与邻国存在的主权领土问题最为显著。
第四，大国在亚洲的博弈对中国构成最现实的考验。亚洲历来是世界各主要大国利益交汇之地，该地区不仅有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地区强国的竞争，还面临美国、欧盟甚至澳大利亚等外部国家的影响和渗透。以美国为例，自希拉里2010年高调宣布“重返亚太”以来，美国介入亚洲事务的力度不断加强，牵制中国的意图也日趋明显。在美国的支持和鼓动下，一些原本被有效搁置的地区争议问题重新凸显，中国与邻国在争议海域接连发生摩擦，这不仅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现实威胁，而且背后蕴藏着遏制中国崛起的用心和企图。
近年来，“周边”已然成为中国外交的第一关键词。若周边不稳，不仅“全方位外交”将成为空谈，中国的发展空间也将大受挤压。因此，中国需要继续在亚洲地区多做文章，努力把阻碍中国崛起的障碍转化为支撑中国全球战略的依托。
二、区域性公共产品是深化睦邻友好政策的有效方式
睦邻友好政策一直是中国亚洲外交的主线。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恩来即在对缅甸和印度的访问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起中国处理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基本准则。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保障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推进，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既不结盟也不称霸，主张与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随着冷战的结束，亚洲区域合作进程大大加快。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相继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为亚洲地区稳定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做出积极贡献。
然而，在肯定睦邻友好政策过去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不能不看到中国的良好初衷常常遭到无端猜疑的现实。世纪之交时，国际关系学界曾有过关于中国亚洲外交战略的热烈讨论。彼时既有很多学者把中国看成“现状维持大国”(status quo power)；也有观点预测，随着中美两国国力与地位的此消彼长，中国将试图利用其不断增长的影响，重新塑造国际体系的规则和制度，以便更好地服务其利益。⑦尤其当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美国经济时，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的观点得到更为广泛地支持，类似“中美两国注定走向地区乃至世界争夺”等大国悲剧式的预言似乎变得无可置疑。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在亚洲地区更有市场。周边某些国家刻意曲解中国的言行，通过积极抱团或引入外部力量制衡中国，个别国家甚至主动挑起与中国的争端。在某种程度上，有学者把中国形容为“历史上最孤独的大国”并非完全没有道理。⑧
一些打着现实主义旗号的西方学者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忧虑”是亚洲国家选择制衡中国的根源。但是在中国硬实力的强大已非一种假设，中国崛起成为亚洲各国的共识的情况下，很难想象哪个亚洲国家会无视制衡中国的难度和风险。换言之，针对中国权力上升的“忧虑”只是表象，其实质是周边国家试图对中国未来如何运用其权力产生影响。因此，化解周边国家的猜疑和担忧，使中国真正成为亚洲地区的领导国家，乃是当前外交最为重要的课题。本文认为，中国加强在亚洲地区供给公共产品，有利于深化与亚洲国家的相互信任，也是中国面对猜疑和防范的最好反驳。
首先，区域性公共产品是深化多边外交的有效形式。从上世纪末开始，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多边主义逐渐融入到中国的战略规划之中。从江泽民提出“要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充分发挥我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作用”，再到后来“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思路，都反映出中国在多边外交认识上的不断加深。区域性公共产品作为一种由地区内多个国家联合提供、共同消费的产品，可作为中国将多边外交理念具体化的有效形式。中国应通过与亚洲国家寻找利益共同点，确立合作的制度安排和运行机制，在尊敬各自主权和根本利益基础上，谋求共同发展。
其次，区域性公共产品是提升国际形象的有效手段。江忆恩曾指出，中国强调和平崛起的方式虽是一种良好的意愿，但也是一种例外论，无意间突出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异质性。⑨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的一些“特色”确实被看成不遵守国际规则的行为，由此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负面影响。而区域性公共产品作为一种区域内国家共同遵守的秩序与规则，无疑是向其他国家传递同质性信息的可行路径。中国通过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增加对国际组织的物质投入、与邻国构建地区规制等方式，使国际社会相信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诚意与善意，从而产生中国是“共同体中的一员”的共识。只有这样，中国的国际形象才会得到真正提升，中国的发展才更加具有亲和力，也才会有更多的国家真正乐见中国的发展。
再次，区域性公共产品是加强国际领导能力的有效平台。苏长和总结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存在“议程设置能力不强、具体可操作性建议少、对规则的利用能力弱”等缺陷。⑩时至今日，由中国倡议和发起的国际组织依然屈指可数，而由中国人在重要的国际组织内担任主要领导人和秘书处要职的数量同样寥寥无几。就现实情况而言，中国在区域、次区域范围内发起和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是更为现实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共产品的具体操作层面上，无论推行现实主义鼓吹的霸权领导，还是实施自由主义者推崇的国家协调，都要求大国在其中承担主要责任，甚至做出某种牺牲和让步。因此，中国在与亚洲邻国协调区域性公共产品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将逐渐学会恰当处理争取权益与承担义务的关系，产生“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效应，促进中国国际领导能力的提升。
总之，引入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能够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睦邻友好政策的内涵，为中国建设性地参与区域事务和解决重大热点问题提供理论支撑，使亚洲地区的多边国际机制成为中国维护国家利益、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平台。
三、亚洲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
亚洲区域内的经济联系虽然日趋紧密，但本地区合作机制的发展却严重滞后，并且进展速度缓慢。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亚洲地区始终无法在贸易、金融、能源、安全等任何领域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公共产品生产与消费体系。所以，与欧洲、北美等地区合作模式相比，亚洲区域合作常常被称作“令人沮丧的地区主义”(frustrated regionalism)。(11)
1.现阶段的公共产品构建模式仍以危机应对为主
冷战时期，在美苏争霸、两大阵营对立的大背景下，亚洲地区公共产品的生产处于零散的萌芽状态。冷战结束以后，本地区公共产品的发展仍然缓慢，只在日本、东盟等有限国家和地区之间达成一些多边经济协定。这一萌芽状态随着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才获得实质性改变。1997年的金融风暴肇始于泰国，并很快扩展至整个东亚地区，保持连年经济增长的“亚洲奇迹”就此戛然而止。危难时刻，当泰国、韩国等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请求贷款援助时，IMF却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引起亚洲各国的强烈不满。金融风暴的惨痛教训使亚洲各国认识到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此后诸如“10＋3”、“清迈倡议”、以《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为基础的地区和平机制等区域性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不过，随着金融风暴的渐渐消散，亚洲区域机制构建重新陷入僵持：东盟奉行“大国平衡”战略，邀请印度、澳大利亚等外部国家加入地区峰会；“清迈倡议”多边化前景不明，建立亚洲版IMF的设想被束之高阁；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主权领土争议等地区安全“热点”此起彼伏，构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遥遥无期。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的出现，亚洲区域性公共产品才有了新的转机。亚洲各国相继扩大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规模；中国与日本、韩国、东盟原则上达成建立总额为1200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库协议，使“清迈倡议”朝具体可行化方向迈出重要一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正式启动等。与1997年相比，亚洲国家应对危机的速度和能力都有所提高。但从根本上说，各国仍未摆脱亡羊补牢式的合作思路，在区域公共产品的构建上表现出明显的被动性。
2.以经济为导向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面临瓶颈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公共产品”概念，但已明确指出政府履行国防、法制等职能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保证。以现代观点来看，政府的职能显然不仅仅局限于保障市场秩序，公共产品的消费也不能只基于经济目的。然而，当前亚洲的公共产品供给仍然主要以经济为导向，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斯密阶段”。造成亚洲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滞后的主要原因有：首先，亚洲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在历史上是由市场推动的，“雁型发展”和“大中华圈”对东亚地区秩序起到了最主要的塑造作用；(12)其次，虽然亚洲国家在政治体制、社会文化方面差异巨大，但经济发展的诉求却是共同的，于是经济类公共产品自然成为优先发展方向；最后，由于亚洲地区经济起步较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跨国界的环境污染、跨国犯罪等问题并不突出，因此缺乏建立联合整治机制的必要性。
时至今日，“发展型国家”模式的问题已积累到难以回避的境地，诸如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鸿沟、生态恶化、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痼疾已经引起各国民众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唯经济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遭遇到不可逾越的瓶颈。由于中国的海外合作集中在能源、矿业、公用事业等战略性行业领域，实行官方合作的模式，相对忽视对当地社情、民情的调查，故时常面临“吃力不讨好”的局面。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亚洲国家必须转变经济导向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才能尽早摆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负面形象。
3.主导国家缺失导致公共产品数量过剩与效能低下现象并存
国家间协调的有效性决定着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在东亚地区，东盟是区域合作公认的主导者。不过，受东盟本身能力所限，以及受利益攸关方过多、各方分歧难以弥合等因素影响，东盟领导下的地区合作一直伴随着集体行动困境、“地区领导赤字”等现象。近些年，以东盟为中心的“轮轴—条幅”体系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东亚地区在APEC、东盟、“10＋3”等合作框架的基础上，又陆续涌现出东亚峰会、中日韩领导人会议、TPP等新机制，各种机制在功能上相互重叠，形成所谓“制度过剩”和“竞争性合作”的现象。(13)事实上，无论把亚洲合作困境解释为“制度过剩”还是“领导赤字”，都反映出亚洲的一体化更需要一个或几个能够有效协调多边利益的主导国家。过去，中国和日本被视为领导亚洲一体化的当然选择。但随着历史问题、主权争议等分歧愈演愈烈，加之日本甘愿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桥头堡，中日两国共同主导的前景更变得遥不可及。或许从保持权力平衡的角度上看，诸多地区机制有利于抵消美日等国权力优势；但必须承认，地区大国的竞争和制衡，区域机制的冗杂和重叠，势必使地区整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举步维艰。
4.美国成为制约亚洲国家深化公共产品合作的结构性因素
虽然近些年的经济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多数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但是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亚洲区域内贸易主要由中间产品贸易构成，亚洲产品的终端市场依然是美欧等发达地区。此外，现阶段亚洲国家对欧美资本的依赖，也远胜于各国之间的相互投资。至于安全方面，战后美国在亚洲构建的“中心和轮辐”体系(hub and spoke system)不但没有随冷战结束而瓦解，反而存在进一步被改造成“亚洲版北约”的苗头。尤其在奥巴马政府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以后，美国显然不会满足于在亚洲地区仅扮演“离岸角色”。所以，亚洲地区表面上存在经济上靠近中国，安全上跟随美国的二元分离状态，但从深层次来说，无论在经济还是安全方面，亚洲都不合理地以美国为中心。
现实证明，亚洲中心偏离的负面影响是显著的：首先，美国坚决反对建立“排外”的东亚集团，是构成“东盟方式”延续至今的客观原因；其次，美国在亚洲构建“中心和轮辐”的体系不是以亚洲地区共同利益为基础，也并非通过平等谈判建立起来，在促进亚洲国家横向联系、推动有关国家和解方面作用有限；最后，美国作为域外国家，只会从维护自身霸权的角度参与地区事务，不可能会考虑亚洲的国际地位或者经济发展，更极少会过问本地区日益严重的地区性非传统安全问题。因此，美国已成为制约亚洲公共产品深化的结构性因素，并且这一问题正随着亚洲地区对公共产品需求的日益增长而越发凸显出来。
四、中国在亚洲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路径和方式
完善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与成熟的地区秩序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亚洲公共产品发展滞后既是东盟、中国、美国等主要行为体难以协调一致的结果，又在客观上构成各行为体竞争加剧的原因。中国必须站在地区和全球战略的高度来解决当前面临的发展问题，即选择合适的方式改善亚洲地区公共产品发展滞后的局面，以实际行动赢得周边国家对中国大国地位的认同，主动地创造出新一轮的“战略机遇期”。
第一，继续配合东盟推动区域合作，同时在次区域范围内发挥更大的能动作用。东盟一直是亚洲地区合作公认的主导者，“10＋1”、“10＋3”、东盟地区论坛等区域机制都是围绕东盟展开的。但东盟毕竟只是一个次区域的政府间组织，当东盟国家在TPP谈判、南海争端等问题上内部意见相左时，该组织实力有限、约束力弱等缺陷就变得更加明显。因此，中国日后应继续坚持东盟的主导地位，同时又不能对其期望过高。在亚洲一体化面临困境的背景下，中国可从次区域合作机制入手，主动在容易突破的范围内提供公共产品。2007年实施第二轮沿边开放战略以后，边疆省份开发与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互动日趋活跃。目前，广西、云南等西南省份与中南半岛国家的合作和往来迅速增加，其他省份和地区的步伐则相对缓慢。未来中国应着力加强与俄罗斯、朝鲜、蒙古等国家的次区域合作，促进北方边疆省份的开发与开放，推动中国区域合作的战略平衡。
第二，应先在优势领域供给公共产品，并结合国内发展需要，量力而行。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立以前，双方曾实施过长达六年的“早期收获计划”。“早期收获计划”的实行大大促进东盟农产品对华出口，它的成功实施增强了中国与东盟各国建设自贸区的信心，为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各项协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可借鉴“早期收获计划”的成功经验，把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优势领域作为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优先方向，通过一定的让利措施使其他国家感受到区域合作带来的益处，提高其他国家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积极性。必须指出的是，区域性公共产品并不等同于国际援助，更不是古代朝贡体系的“恩赐”行为，其目的在于促进包括本国在内的区域各国的共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应将公共产品供给与国内发展需要相结合，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刺激市场竞争，加快国内产业转型。同时，中国要时刻对供给的成本与收益保持清醒认识，量力而为，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第三，必须重视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增强公共产品的合法性和亲和力。国家和国际组织是跨国公共产品的两大供给主体。与国家相比，国际组织在供给能力方面虽有明显缺陷，(14)但在促进国家间互信、引导地区合作方面的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例如大湄公河次区域项目(GMS)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牵头，倡导中国、越南、泰国等当时关系较为紧张的国家开展合作。2002年，当GMS作为政府间次区域合作机制正式确立以后，亚行继续在其中提供政策咨询、人员培训等服务。(15)凭借相对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国际组织能够在地区合作中扮演“坦诚的中间人”角色，推动区域内国家建立信任。因此，中国可通过扩大与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合作，拓展合作的内容和形式，减少其他国家对中国意图的猜疑，改变“中国模式”的负面形象，打造更具公信力和亲和力的“中国品牌”。
最后，要从全球治理的高度审视区域性公共产品，推动域外大国发挥建设性作用。区域性公共产品具有地域限制，即只在特定区域内实现产品的供给与消费，所以必然会对域外国家产生正的或负的外部性。根据美国学者的计算，倘若东亚地区达成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那么美国出口将每年因此减少约250亿美元。(16)让美国更为担忧的是，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可能会“外溢”到政治、安全领域，使东亚地区建立一个类似于欧盟的封闭性经济集团，导致所谓“太平洋界限”的出现。(17)鉴于此，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其中就包含着延缓亚洲一体化进程的考量。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亚洲区域合作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等域外国家的影响，故中国应以积极态度迎接外部挑战：一方面，要客观看待区域性公共产品可能引发的负外部性，主动与域外国家展开沟通与协调，寻找降低负面影响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中国应将构建区域性公共产品与参与全球治理有机结合起来，欢迎域外大国在亚洲区域建设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可以确定的是，中美之间能否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将成为亚洲区域性公共产品能否有效供给的重要因素。
结语
胡锦涛主席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将继续“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在亚洲外交上，“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得益于亚洲和世界的过程，那么未来的主题则是如何让亚洲和世界需要中国。本文认为，在亚洲构建完善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体系将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带动国内经济的转型和发展；有助于深化中国秉持的睦邻友好政策，与亚洲国家建立增进相互信任的长效机制；有助于建立成熟的区域多边体系，使之成为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稳定平台。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时，不能寄希望于美国主动抛弃冷战思维，转而实行“超越制衡”政策；(18)相反，中国应通过主动构建和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抢占道义高地，扩大利益集合，并善于抓住和利用矛盾交汇点等外交手段，逐步推动亚洲区域合作重新回到良性轨道上来。
注释：
①樊勇明：“从国际公共产品到区域公共产品——区域合作理论的新增长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144页。
②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所论述的亚洲主要涉及中国周边的亚洲国家(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其他地区则不作为本文重点。
③“亚洲国家(地区)贸易统计”，http：//yzs.mofcom.gov.cn/aarticle/date/v/201207/20120708243171.html.
④据统计，亚洲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大概有40个，中国几乎全部参加。
⑤“Annual Average Growth Rate”, http://unctadstat. unctad. org/Table Viewer/table View.aspx? ReportId＝109
⑥肖欢容，“中国的大国责任与地区主义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46-51页。
⑦相关文章可参见：David Shambo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Issue 3, Winter 2004/05, pp. 64-99; Aaron L. Friedberg, “Will Europe's Past Be Asia's Future”,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Vol. 42, No. 3, Autumn 2000, pp. 147-159; David C.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 pp. 57-85.
⑧John Lee, “Lonely Power, Staying Pow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Resilience of US Pre-eminence,” Lowy Institute Snapshot, September 10, 2011.
⑨江忆恩于2011年6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演讲。“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和难题”，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7/13/c-121656681.htm
⑩苏长和：“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第11-16页。
(11)Deepak Nair, “Regionalism in the Asia Pacific/East Asia: A Frustrated Regionalis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131, No. 11, 2008, pp. 110-142.
(12)[美]卡赞斯坦著，秦亚青，魏玲译：《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74页。
(13)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6-32页；盛洪：“亚太区域合作的新动向：来自竞争性构想的洞察”，载《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3期，第122-149页。
(14)例如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贷款之前，要进行长时间的审核评估，待确认受援国满足“接受世界银行监督和检查”、“拥有偿还能力”等条件以后才会发放贷款。
(15)沈铭辉：“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复杂的合作机制与中国的角色”，载《亚太经济》2012年第3期，第13-18页。
(16)Robert Scollay,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the Proposal for 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An Issues Paper for the 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ASAC), 2004.
(17)Bergsten C. Fred and Jeffery J. Schott, “Submission to the USTR in Support of A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Per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anuary 25, 2010.
(18)David M. Lampto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yond Balance”, Asia Policy, No. 14, 2012, pp. 40-4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