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提出，“十三五”期间，“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建议》还强调，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业内权威专家指出，“十三五”对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双向开放中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将成为“十三五”对外开放的着力点。
新要求 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
《建议》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这是对我国外向型经济提出的新要求。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宋泓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从建议内容来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将主要有三点变化，一是服务业的开放程度更高，二是高端制造业的进一步开放和发展，三是自贸区建设沿着从试点到推广的路径与国际规则对接。
如何理解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在宋泓看来，“十三五”的开放是在现有基础上、结合现实国情，增加开放的领域，提升开放的水平，除了即将推出的“负面清单”上的内容之外，其余领域都做到内外无差别、自由平等地开放。
在商务部研究院原院长、研究员霍建国看来，“十二五”时期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快车道，而“十三五”将是我国外向型经济调整提升的关键期。他表示，三十多年来，与初始阶段工业化相适应，我国实现了制造业大开放和大发展，促进了货物贸易繁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只有更加开放，才能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和更多发展机遇，才能提升参与更高水平国际竞争的活力和实力。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应在几个方面着力：加快实施高标准自贸区战略，加快推进上海自贸区等特殊区域开放举措在更大范围复制和推广，主动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同时更大胆地开放服务贸易市场。
与之前的五年规划比较，记者注意到，这次首次提出“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此外，在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同时还强调了“公共产品供给”。
专家表示，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最大外汇储备国、最大吸收外资国，对外投资也位列全球第三位，我国和世界经济的融合联系进一步加深。因此，与三十年前打开国门招商引资、扩大出口的侧重单向开放不同，新五年的开放是在全球经济版图上的谋篇布局，是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基础上的“双向开放”，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新站位 从全球经济参与者到构建者
专家表示，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这都与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相辅相成，而且也体现出我国从全球经济参与者到构建者的转变。
“之前我们谈开放，认为外部条件是给定的，我们是被影响者，是接受者和承担者，而现在一方面我们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外部提供机遇，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影响到外部，既要谋求自己的发展，也要考虑国际经济社会的发展，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宋泓说。
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看来，制度性话语权应该主要指的是，基于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各方面实力，系统地引导和影响国际经济领域重大议程、发展方向及相关决策和实施过程的能力。之所以称“制度性”，是因为这指的是制度层面、机制性的影响力。他对记者表示，提高制度性话语权需要全面着手，主要还是机构、程序和规则等几方面，涉及治理体系的存量改革和增量导入两个方向。
从全球视野来看，梁国勇指出，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在于，由于发展融资规模的限制和条件的约束，在向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建设等提供支持方面做得很不够。
他表示，随着对外投资增长，特别是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下，中国将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和工业产能建设方面发挥核心推动作用。而通过推动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开发银行等新机构，以及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相关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中国正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外，顺应全球范围内的“新区域主义”浪潮，进一步强化自贸区战略，在区域和双边层面大力推动自由贸易和投资，并积极参与和引导国际经济新规则的制定。
新布局 以有序开放促价值链提升
在《建议》勾勒出的未来五年开放新图景中，负面清单、自贸区战略、“一带一路”等战略将全面深入推进。对外开放上强调形成新机制，包括建立便利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贸易方式的体制，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扩大银行、保险、证券、养老等市场准入，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
梁国勇认为，“十三五”期间，开放层次的提升要特别针对原有的短板，如贸易领域的服务贸易出口、外资方面的服务业、垄断行业对外开放、对外投资方面的制造业、服务业海外投资、行业价值链定位等“传统弱项”。而开放程度的深化要符合整体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要强调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他指出，未来政策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是竞争：不仅是国内竞争，而且是国际竞争；不仅是企业间的竞争，也包括国家间的竞争；不仅包括目前的竞争，也包括未来的竞争。面对国际经济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除了“以变应变”，还要“以变促变”，以求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相应地，我国也将在推动全球化进程和促进世界经济治理结构改革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引领作用。
宋泓也认为，未来五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重点。一部分自主开放的内容，是我们已经在做的相对容易的，而还有一部分是要升级的、要进入的部分，是有不确定性的，同时也恰恰是未来的立足点。总体而言，就是要推进有序的、有针对性的合作，以提高竞争力的方式去适应新的国际竞争。
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邢厚媛表示，要把握节奏次序，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坚持以试点为基础、梯度开放的战略步骤，通过自由贸易园区（试验区）成功经验的推广、改革开放新高地的辐射带动，有序推动对外开放，维护好宏观经济发展大局和秩序，处理好稳定与改革、开放与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要统筹国内国外发展两个大局，用全球视野破解困局。坚持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相结合、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相互促进，通过“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构建由我国引领的跨国产业体系，进而在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合力之下，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记者 孙韶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