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话剧创作及其成就是独特的

　　正是由于上述独特性,曹禺才能够在23岁时即创作出《雷雨》这样中国话剧史上的巅峰之作,并且在短短几年间连续推出《日出》、《原野》、《北京人》这样艺术、思想和技巧都堪称经典的成熟作品。他才能塑造极具个性化的鲜活人物,展示紧张、尖锐的舞台冲突,敷设浓郁的戏剧氛围,创作出富有张力和诗意的作品。他才能以写人为核心,将视角探入到人生内部,深刻揭示出人性的矛盾性,使他作品中的两极人物——周朴园鲁大海、蘩漪侍萍、陈白露翠喜、潘月亭方达生、仇虎焦大星、曾思懿曾石清,都呈现出复杂深奥的人性状态,使作品触及了人类存在的悲剧性。而因为具备人性的不确定性,他的作品构成了主题多义,具备多重和无限解读的可能性。处处透示出的博大人文关怀与爱,则使他的作品体现出深邃的生命意识与人类意识,从而具备了浩渺的人性深度与审美价值。

　　曹禺能够不断拓宽创作的路径,由家庭悲剧走向社会悲剧、生命悲剧然后是生存悲剧,并且一戏一变招,从精功雕刻转向自然平淡,决不重复自己。而曹禺前期作品中一以贯之的神秘色彩与命运感,使它们获得了文学意义上的超然价值——象征性,从而涂抹了浓郁的现代色彩:我们从电闪雷鸣的雷雨里感觉到世界的摧毁力,从太阳初生的象喻里感受到新生对腐朽的风化力,从蛮荒原野感知了不可遏止的原始生命力,从行将就木的旧家庭里出现“北京人”魅影察知了旧式畸形文明将返璞归真。象征性是曹禺自觉追求的结果,是一种抓牢他心灵的“魔手”,它使其作品获得了形而上的更为深刻的心灵价值,既使之触及中国传统理解里境外之象、韵外之味的上乘境界,又使他能够在文学层次上超越同时代的中国剧作家而逼近和跨越话剧的欧美高度。

　　尽管曹禺早期作品始终保持客观冷静的写实态度,他的作品却印有时代精神的鲜明投影,深刻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预示了社会的变革,“暗示出一个伟大的未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曹禺虽然没有鲁迅、茅盾等人揭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乡村和都市生活矛盾的主观自觉,客观上却与之殊途同归,其作品补充完整了中国现代文学史链。如果说,巴金的《家》揭示了封建大家庭的崩溃,茅盾的《子夜》揭示了都市资产者的破产,萧红的《生死场》揭示了农村的凋敝,曹禺的前期作品则用话剧形式把这些内容涵括并浓缩在了舞台上。此前,中国新文学在诗歌、散文、小说上的建树已经树立了新标竿,而话剧这一最难领域尚在期待,曹禺则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在戏剧领域里的最后一跃。曹禺的成绩使中国话剧这一文艺新种类不到30年时间就实现了蝉蜕,也使他在当时仓促草率浮光掠影意念取代形象的众多剧作家中独树一帜。

　　当然,高个体性和心灵度的经历与写作,缺陷在局限于自我感知,对社会与时代的辐射力不足。虽然一生都在探索人、人生、人的灵魂和人生哲学,曹禺却不尽懂得社会、政治与政治哲学。因此当中期试图从人与黑暗世界抗争的意象命题里跳出来,转而响应时代呼唤、采用较宏大叙事视角观照社会题材时,曹禺显然不具备这方面的特长,他的独特性光芒就削减了。这是曹禺后来作品都未能达到前期水准、因而未能满足人们更高期待峰值的原因。

　  曹禺现象给我们的启示

　　曹禺现象表明,作家观察与感受生活、把握时代精神的能力,掌握艺术门类内在规律、广博积累的库存量,对于恰当创作方法和个性风格的自觉遵守与坚守,共同组合为其成功的基石。更重要的,我们从曹禺的价值、意义及其创作生涯的峰谷现象所看到的,是人性魅力的突显和审美价值的张扬——这是戏剧和文学的真谛,是作家须听从内心召唤不随波逐流立足特色保持淡定的创作经验。文学艺术的“大家”就是这样成就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成就。

　　曹禺戏剧成功的真谛是关注人、关注人生、关注人的命运,揭示人性的复杂矛盾成为始终纠缠其作品的主题。他初期一再抵制创作的观念先行,反复强调自己的写作是情感宣泄,是寂寞、痛苦之情的抒发,而并非预设主题。他坚持剖析人性矛盾、人生困惑、人类挣扎的精神探索,使作品具有了人性深度和哲学高度。而曹禺的中期后转向不成功告诉我们,创作须遵从于时代精神,但不能直接听命于观念和主题,而要以自我感受和形象思维为主导,坚持“我手写我心”、“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才是成功的不二法门。

　　即使显露了弱点,曹禺业已成为独特的文学和戏剧结晶,辉耀于中国文坛与剧坛。就其中国戏剧史价值而言,曹禺将关汉卿的关怀人生、汤显祖的宇宙意识与人的觉醒兼而得之,不使关、汤专美于前,完成了戏剧人文传统的赓续与现代转型,遂使中国戏剧大国的称号继续葆有至当代。

　　没有曹禺,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有缺罅,中国现代文学就不完整,中国话剧就少了顶峰。曹禺是独特的,因而也是永恒的和不可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