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1977年初夏，我在北京政协礼堂休息室首次见到胡愈老，我是因注释《鲁迅全集》书信的需要，特地去向他老人家请教的。他的大名我当然早已知道，因此有点忐忑不安。可是见面之后，我就发现自己的顾虑是多余的，胡愈老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忠厚长者，没有一点架子。他耐心地倾听我就鲁迅与生活书店的关系所提的几个问题，由于耳朵重听，还不时要求我重复一遍，然后一一做了仔细的解答，大概看到我笔记不快(那时还没有录音机)，他故意说得很慢，说几句就停顿一下。为了使我能掌握更多的有关史料，他还建议我去拜访生活书店的另一位老前辈徐伯昕先生。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就这样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结束了，临别时，他老人家又叮嘱我，注释《鲁迅全集》意义重大，如有问题，可再去找他。这次谈话给我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30年后的今天追忆，胡愈老的音容笑貌仍然宛在眼前。

　　三年以后，我与王自立先生合作编注《郁达夫忆鲁迅》一书。自然地想到应请胡愈老题签。正好我那时有北京之行，就再次去拜访他老人家，不巧那天胡愈老外出，我只能在门口值班室留下一张字条失望而归。没想到两天之后，我就收到了他老人家的复信和他亲笔书写的“郁达夫忆鲁迅”横竖条各一幅，信中谦虚地说，你们编这本书，很有必要，但我毛笔字写不好，很少为别人题字，勉强写了两条，能不能用，由你决定。这信，这字幅，怎不使我欣喜万分，后来选用了胡愈老竖写的那幅题签，书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后，引起海内外文艺界人士的注意，算是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一片盛意。

　　后来几年，考虑到胡愈老年事已高，又忙于国事，我尽可能不再去打扰他老人家，不过有时在研究中碰到无法解决的疑难，仍忍不住去信，他总是有求必应，及时作复。现检出两封，照录如下：

陈子善同志：

　　二月三日来信收到。

　　秋白同志牺牲后，鲁迅先生很可能邀集一些党内和党外同志开会商谈过出《海上述林》等事。但是我是否参加那一次的会，全不记得了。捐款可能是有的，但我也记不得了。如果是在郑振铎家开会，是有可能的。我生平唯一一次和秋白同志见面，也是在郑振铎家，当时是商量文学研究会事，但那是1923年前后的事了。我只记得《海上述林》出版后，鲁迅先生曾送我一册，这本书(上下册)现在我还保存着，在抗战时，我所有的书籍文件都丢失了，唯有《海上述林》是由我的现已过世的兄弟仲持代我收起来，所以至今保存着。特复，祝

　　春节愉快!

　　胡愈之　二月七日

子善同志：

　　兹九转来信收到。

　　承询洪、黄、胡、韩情况，我都不清楚。只有韩槐准我是相识的。他是研究一种药用植物，即红牡丹起家的。在新加坡搜集中国古瓷器，献我国博物馆。约在六十年代回北京定居，任故宫博物院顾问，不久即去世。其余的我就不知道了。

匆复，祝

　　健康!

　　胡愈之　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