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文学”概念的最早提出，是在1985年前后。其时，《当代文艺思潮》发表了一组文章，针对文坛创作实际，特别是有关西部作家的创作（主要还是指西北作家）进行专门讨论，使“西部文学”的命名正式现于文坛。然而，由于《当代文艺思潮》的停刊及批评界的漠视，西部文学在新时期初的文学格局中，既没有形成大的气候，也没有在评论界和学界取得公认的地位。一个新的话语空间虽已打开，但旋即被缩水，这种状况直到90年代才有所好转。
　　文学史叙述中的遮蔽与失真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提出及实施，“西部文学”也以浩大的声势在文学创作及研究领域再次崛起。但不难省察，90年代以来的这种西部文学研究“繁荣”的背后，更多的是“非文学”性质的因素在起着作用。也就是说，在国家行为及其“舆论导向”的运作下，许多研究者才将目光投向西部文学，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西部各省区所设置的“西部研究”课题的有力倾斜（文学研究当然不在例外），都促使西部文学研究逐渐被纳入到主流话语的轨道中来。但因为这次西部文学热的产生主要是基于舆论导向的运作，而不同于80年代初是从其自身发展态势中孕育的学术自觉，所以，在学界并没有出现预期的提升，而文学史中的西部作家仍被史家有意无意地遮蔽。
　　反思这种轻慢和歧视，对研究者而言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清晰地透视西部文学的现实存在，并拓展其生存空间。西部文学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意味深长。从那个时候起，西部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被当成了“寻根文学”的一部分，在当代文学史叙事中，张承志、贾平凹等西部作家的声音常常被淹没在“寻根文学”的浪潮之中。
　　将西部作家进行分类并设法归入各种“思潮”，是当代文学史叙事的一个策略。我们在目前较为通行的当代文学史中（90年代以来以“当代文学”命名的著作已不下几十种），实在找不到“西部文学”这个说法。如果我们稍作延伸，仅以当代文学史而论，对地域文学现象的理论升华就有不少，如“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史家对之也是乐此不疲。这样，令人费解的问题便产生了，是西部文学真的没有实绩形成所谓的“派”，还是叙述者故意对西部文学现象视而不见？毋庸置疑的是，西部作家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创作，其文学贡献并不在“山药蛋派”或“荷花淀派”之下，而且研究者对西部文学多年的探寻已足以上升到理论高度，但“西部文学”之说在史著中仍为一片空白，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不是说文学史不应该以思潮的演进作为主要线索进行书写，但以思潮的演进为不易之法来应对丰富多彩的文学现象，显然会生捉襟见肘之弊，并造成这样那样的遮蔽与失真。西部文学的遭遇即其一例。

　　反思西部文学研究

　　除了追问文学史叙事中可能或已经出现的遮蔽与失真外，对西部文学研究本身的反思也至关重要。事实上，“西部文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还存有较大的商榷空间，更由于国家行为、历史遗留等因素的介入，许多关键性环节其实是众说纷纭，尚未形成统一的认知。纵览近30年来的研究，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便是，究竟什么是“西部文学”，它是指一种区域文学、地域文学，还是地理概念上的文学？和这一问题相关联的，是它究竟属于西部作家创作的文学，还是在文学中反映了“西部的东西”的都可看做是“西部文学”？尽管研究者不时对这样的问题有所探讨，仍难见到有足够说服力的界说观点。这也就成为制约西部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瓶颈。

　 说到底，“西部文学”无非只是一种文学形态，虽然这个概念包含着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方位词“西部”，却并不意味着文学可以分为东部、中部或者西部。简单地从地理方位与行政区划，或者政治与经济的意义上来界说“西部”，并进而界说西部文学、西部作家则无异于隔靴搔痒、缘木求鱼。另外还有一点也常常被研究者所忽略，即“西部文学”概念的提出，是以大量的文学事实为前提的，在80年代的研究者那里，就特别注意从文学实践出发讨论何谓西部文学。当然，“西部文学”的创作实践与“西部”天然地有着内在联系，而这种联系主要表现为“书写西部”将 “西部”文学化。文学西部虽然与地理西部的真实性有关联，但已被赋予超越空间真实性的更多的意义，使其具有了更多如审美的、想象的、虚构的能指。而这些能指也许是研究者更应该关注的元素，因为这些元素对定义西部文学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