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作用，从毛泽东没有革命文化事业，革命与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①]到邓小平“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②]从江泽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③]到胡锦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显著标志。”[④]文化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各个时期也很好地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特别是在战略重点转变的历史关头，更是发挥了解放思想、动员人民、引领时代风尚的作用。

一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第一次战略转变发生在1953，随着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全国范围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使国家的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确定文学艺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新任务，1953年9月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文代会。第二次文代会主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有：第一、在国家新的建设时期，文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以抓创作为主。第二、确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周恩来在向大会做的政治报告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⑤]第三、对建国以来文艺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及其他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对文艺批评上的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和文艺领导上的行政命令等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初步的清理。第四、提出如何运用社会方式领导文艺工作，以克服违背艺术规律的行政方式和不恰当的干涉。

　　第二次文代会对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求，促进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实现产生了积极作用。其后不久，“双百”方针的提出，如同助推剂，使文学园地出现了一个繁荣时期。文学创作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度增长，质量上也有显著提高，涌现出一批在思想性和艺术性、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很有生气的优秀作品。

　　李准1953年11月发表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通过翻身贫农宋老定想买地的故事，对土改后农村两极分化及广大农民要求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愿望作了介绍。1955年赵树理发表的《三里湾》以他惯常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风趣幽默的表现手法，描绘了合作化时期农村的复杂斗争和各个阶层人物的内心世界。欧阳山的《前途似锦》、王希坚的《迎春曲》、刘澍德的《桥》，康濯的小说集《春种秋收》、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等都是展示农业合作化历程的作品。

　　用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人们，塑造英雄人物典型形象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也开始达到一个新的艺术水准。峻青1954年发表的《黎明前的黑暗》，描写了交通员小陈带领武工队负责人通过敌人封锁区时，把革命同志和革命任务看得高于一切，最后连同母亲、弟弟壮烈牺牲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王愿坚1954年发表的第一个短篇作品《党费》，主人公黄新那种无畏的斗争精神和不怕牺牲的正气，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同年，杜鹏程发表的优秀长篇《保卫延安》，是第一部大画面描写解放战争的鸿篇，当时被评论界称为“具有古典文学中的英雄史诗的精神”。小说不仅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解放军指战员的英雄形象，再现了保卫延安的几次著名战役，而且第一次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描绘了彭德怀的领袖人物形象。高玉宝1955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也受到普遍欢迎。

　　此外，还有一大批优秀的中长篇小说是在这个时期酝酿准备、着手写作，在稍晚些时日陆续问世的。其中有高云览的《小城春秋》(1952年开始创作，1956年6月完成)与以1930年共产党领导的震动全国的厦门大劫狱为主要素材，刻画了何剑平等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地下斗争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梁斌的《红旗谱》(1953年拟提纲，1957年出版)通过对冀中平原锁井镇高老忠等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尖锐矛盾和斗争过程的描写，对大革命前后中国北方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进行了历史性的艺术概括。杨沫的《青春之歌》(1950年开始创作，1958年1月出版，1960年3月修改再版)塑造了林道静这个从个人反抗到走上革命道路的艺术典型及各种知识分子形象，是当代文学中较早正面描写党领导爱国学生运动的优秀作品。吴强的《红日》(1950年动笔，1957年出版)是继《保卫延安》之后又一部正面描写军队生活与革命战争史实的规模宏大的优秀长篇，形象的再现了解放战争中人民军队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成功刻画了沈振新等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形象。曲波的《林海雪原》(1955年业余开始写作，1957年9月出版)是根据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地区剿灭国民党匪徒战斗提炼的长篇小说，体现了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故事内容富有传奇性，一批英雄战士杨子荣、少剑波等艺术形象栩栩如生。艾芜的《百炼成钢》(1952年开始积累，1957年出版)是描写钢铁工人生活的长篇，属于当时文艺创作中的稀缺题材，反映了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工业战线欣欣向荣的景象，并从侧面渲染了即将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对于钢铁生产需求日益增长的现状，表现了中国工业化的勃兴。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1958年第一卷问世)是又一个新的创作领域，描写建国后党领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在当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诗歌创作从1953年起到1957年上半年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一批优秀诗篇从不同角度歌颂了美好的新生活。臧克家的《李大钊》尝试着用诗歌描写革命领袖人物。严辰的《祖国》一诗，讴歌志愿军的爱国热情，《心愿》描绘了水电建设者的英姿。阮章竞的《金色的海螺》是深受青少年喜爱的优秀童话诗。《新塞外行》歌颂了内蒙古工业建设。张志民的《小姑的故事》反映了农村新道德风尚的一个侧面。李季的《玉门诗抄》、《生活之歌》、《师徒夜话》再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石油工人的精神风貌。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等在广大青年中反应强烈。少数民族叙事长诗的搜集、整理也取得长足的长进。其中经黄铁等人整理、公刘润色，于1954年发表的《阿诗玛》的成就和影响最大。

　　1956年3月至4月，文化部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摹演出。参加观摹演出的有41个剧团，50个剧目，2000多名话剧工作者。剧目中半数以上是1955年新创作的。获得一等奖的童话剧《马兰花》创造了为小朋友所喜爱的正面人物和他们所憎恶的反面人物，突出地揭示了善良同邪恶的斗争。这些人物的冲突，使他们很快地就爱上了劳动善良的马兰花、小兰和王老爹，羡慕着马兰花和他的朋友——小猴、小马、喇叭花、狗尾巴草……，憎恨阴险狡猾的老猫，唾弃懒惰的大兰。这部童话剧还于1958年4月由莫斯科中央儿童剧院搬上苏联舞台。蓝马、张章、于村、魏华门、陈立中、刁光覃、杜澎、李默然、江俊、高仲实、赵蕴如等259名演员分获演员一、二、三等奖。

　　对新中国电影来说，1953年是具有重要转折的年头。在经历了1951年至1952年上半年的“严重的萧条局面”[⑥]后，1953年3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和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并且制定了电影事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故事片方面重点抓了理论建设、剧本建设和体制建设，电影创作立刻迎来一个繁荣期。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几乎每年都有新的收获。《智取华山》(郭维等编、导)、《鸡毛信》(张骏祥编剧，石挥导演)、《渡江侦察记》(沈默君编剧，汤晓丹导演)、《董存瑞》(丁洪编剧，郭维导演)、《平原游击队》(邢野、羽山编剧，王为一导演)、《上甘岭》（林杉等编剧，沙蒙等导演）等影片以各自独特的魅力，感染着几代观众，长盛不衰。另外，《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上下(京剧)、《盖叫天的舞台艺术》(京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天仙配》(黄梅戏)、《秦香莲》(评剧)、《打金枝》(豫剧)等戏曲片不但是展现戏曲艺术的瑰宝，而且在传承中国文化上占有重要作用，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几乎是无法复制的经典。

　　1954年举行了新中国第一次群众歌曲评奖活动。评奖的范围自1949年10月1日至1952年10月1日。评奖目的在于“丰富群众歌曲的题材和形式，从各个角度来反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的生活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⑦]克服以空洞的政治口号和一般化的曲调来代表生动的艺术形象，纠正缺乏深刻的思想感情和艺术感召力的倾向。获得一等奖的九首歌曲是：《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招司词，瞿希贤曲)、《歌唱祖国》(王莘词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麻扶摇词，周巍峙曲)、《歌唱毛泽东》(托尔逊瓦依提词，阿不力克木曲)、《我是一个兵》(陆原、岳仑词，岳仑曲)、《王大妈要和平》（放平、张鲁词，张鲁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美丽其格词曲)、《小鸽子》(冷岩词，刘守义曲)、《歌唱二郎山》(洛如词，时乐蒙曲)。这些歌曲既有庄重的进行曲，也有是明快的抒情曲，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鼓动性，都是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它们浓缩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精神风貌，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保持着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变革中，文艺作品或者以直接的方式歌颂变革中的新人新事，或者用革命题材砥砺人们的精神，有力地配合和促进了国家的战略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