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对1958年工作和“大跃进”进行初步反思和评价
　　（一）对1958年工作的评价
　　随着经济工作中一些问题的逐步暴露，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对1958年工作的评价问题。从《年谱》披露的内容看，邓小平在1959年上半年对1958年的工作有一系列的评价，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邓小平认为，1958年的工作成绩很大。1959年2月1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作总结讲话时说：对去年成绩的估计，大家是一致的，成绩是很大的。（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86页。）2月20日，他在上海市委工业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时又进一步指出：去年是全面大跃进，各方面发展很快。（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90页。）
　　其次，邓小平认为，1958年工作中的最大问题是浮夸风，其造成的损失也比较大。1959年1月26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谈到宣传问题时指出：宣传要鼓干劲，但要实事求是，力戒浮夸。去年在宣传方面确实有不实事求是的浮夸现象。（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86页。）2月20日，他在上海市委工业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我们对成绩要有足够的估计，但是同时也不能言过其实，迷惑自己。去年下半年宣传工作有点浮夸，有不少是言过其实的。有一些事情本来做得不错，但是擦上了一层厚厚的粉，不光外国人，连我们本国人也不相信。这样的例子在报纸、刊物、电影中都有。公开宣传要谨慎，宁可做的多说的少，不要说的多做的少。（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90页。）他在6月4日、5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更为明确地指出，这一时期党内最大的损失是浮夸风。（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17页。）
　　再次，邓小平认为，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没有经验，要虚心谨慎、实事求是，不断总结经验。随着国民经济中一系列问题的逐步暴露，邓小平先前对经济建设的乐观估计变得谨慎起来。1958年12月3日，他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出席周恩来召集的讨论工业问题的会议时就曾发言指出：党对抓工业的经验不足，要形成比较完全的经验还需要若干年。总之，要实事求是！（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73页。）到了1959年，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明确，体会更加深切，强调得也更多了。比如1959年2月1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作总结讲话谈到1958年的工作时说：缺点有两种，一种是不可避免的，另一种是对一些问题没有引起注意。不要忽略这方面，要好好把这方面的经验总结一下。（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86页。）6月4日、5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又指出：在建设方面，还是要承认自己没有经验，虚心一些好。这一时期党内最大的损失是浮夸风，我们领导上有责任，这也是经验问题。归根结底是要虚心，实实在在研究问题。（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17页。）针对经济建设中的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邓小平2月20日在上海市委工业会议开幕式上还引用毛泽东的话强调指出：毛主席在八大会议上讲，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教导。（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90页。）
　　（二）对“大跃进”的初步反思和认识
　　随着实践的发展，邓小平对“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也进行了初步的反思并逐步形成了一些较为深入的看法。
　　1959年5月5日上午，他在会见匈牙利青年代表团，谈到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时指出：总路线的提出，首先是根据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总路线本身没有错。多一点，快一点，好一点，省一点，这不会错。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也不会错。问题在于怎样解决经常出现的矛盾。对于贯彻总路线的具体方法，邓小平认为：我们还在实验，使它完备，还要经过若干年。我们的做法是，一年总结几次，好的就发展，错的就纠正。（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09页。）6月1日下午，他在会见蒙古驻中国大使鲁布桑时指出：我们的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些具体办法还正在试验。总结过几次，每次都发现不少问题，修修补补，再过几年才能证明它的生命力如何。（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16页。）
　　从积极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到逐步反思、认识“大跃进”中的一些“左”的做法和错误，到强调“要承认自己没有经验”，再到“我们的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些具体办法还正在试验”，《年谱》反映的相关内容清晰地表明，邓小平在“大跃进”问题上的看法，随着实践的发展在不断深化，也在不断地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当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还未充分暴露以前，邓小平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一样，当时还坚持“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三面红旗”本身没有错，成绩还是很大的，只是在具体执行上、在一些具体办法和措施上还存在一些毛病，还没有找到一条成熟的路子和途径。但不管怎样，从《年谱》披露的内容来看，从1958年底特别是1959年第二季度之后，邓小平对经济建设问题的思考愈益趋于冷静和实际了。
　　〔作者戚义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