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史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中一个较具活力的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学术研究重新勃兴以来，人民公社史研究的论著生产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成为党史研究领域中的一大显学，其中人民公社宏观史（或全国史、中央史）的研究主导着人民公社史的研究格局，其研究视野和思维模式具有学术思想史的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多种研究作品的初步梳理和解读，尝试对人民公社宏观史的研究做一学术史的简要评析，以此重新审视宏观史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前进方向。
　　一、20世纪80年代初党史“通史真空”与宏观史研究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是整个历史研究走出泛政治化阴霾而步入学术化的时代。随着思想解放和政治生活中各种禁锢的初步解除，历史学界开始反思近30年的历史研究历程，对公式化、教条化地诠释经典理论和片面突出阶级斗争的僵化研究范式，提出史学革新的设想。史学界很快出现了“走向社会史”的呼声和趋势，力求脱逸传统的通史叙述和分析框架，提倡“自下而上”地观察、解读和书写历史，重视基层社会与民众对于重建历史图像的意义和价值，追求更加细密化的研究。这一趋势经多次流转，至今依然颇富生命力，几成显学之势。
　　而同一时期内，中共党史研究却正好与这个趋势背道而行①，它起步伊始就以构建党史通史为主要的追求目标，这首先体现了当时拨乱反正的政治诉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逐步泛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下，中共党史研究被等同于政治宣教。随着党的政策变动以及党内斗争的变化，历史解释乃至党史本身陷入“时然亦然，时非亦非”的沼泽，一度扭曲为图解政治、政策的工具和“婢女”，其间所创获的党史研究成果带有严重的领袖崇拜和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叙述框架的倾向，“文化大革命”极左情势下的党史编纂更因其篡改、伪造历史而贻害无穷，这直接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初党史的“通史真空”，党史通史体系亟需重新建构，党史本身更需重新厘清。叶剑英的一篇讲话或许可以表达这种心情的急切：“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准备做一件大事，就是要把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全部斗争经验加以总结，写出一部党史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还指示我们说：要搞个党史，没有不行。现在不知有多少党史，就是没有个正本。……这件事变成了他老人家的遗志。”②当然，这也契合学术研究的内在逻辑，因为历史研究多样化格局形成的前提就是必须具有完整而成熟的通史体系。正如胡绳在讲到历史研究的宏观和微观之关系时说：“如果没有总的宏观的看法，只作微观，搞得不好就会钻牛角尖。”③
　　在全国性的拨乱反正思潮中，党史学界和其他历史学领域一起，投入了对“四人帮”的政治清算，揭批“以阶级斗争为纲”派的史学思想，批判影射史学，重新思考学术和政治、党史研究的党性与科学性等问题。这场带有启蒙性质的思想运动所产生的一个直接硕果，就是在此前后“中共党史研究崇尚实事求是，走向学术化”而几成“一个发展的大趋势。”④党史研究走向学术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党史研究理念从泛政治化的思维向通史路径转换，以求得在厘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全力构建党史通史，以此教育全党、重整思想。在此情势下，作为中共党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专题史，人民公社史也是从宏观史的研究范式起步的。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人民公社史的宏观研究积累了这一领域最初的“元知识”、“元叙事”或“元科学”⑤，为更加细密化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