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实现大会师、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的历史关头，陈云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派遣，从苏联奔赴新疆接迎西路军进疆，并驻疆开展对盛世才的统战工作，建立了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云在新疆工作的经历，已有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1]基本廓清了陈云在新疆的主要活动与业绩。然而，陈云在苏联学习和工作、远离祖国一年多之后，在新疆这样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而且是在1937年4月下旬入疆至11月下旬离疆这样短的时间内，为何能够开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工作特别是统战工作？对于这一问题，已有的研究虽有所涉及，但不够全面和深入。本文试从历史条件和思想基础方面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指正。 

　　  一、新疆地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处于重要战略地位，特别是在抗日救国中成为抗战的一个后方基地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是中国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其中对新疆地方给予了极大关注，并把它放在中国革命的战略格局中进行思考和谋划。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关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思想和政策尚处于探索阶段，尽管有些认识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实际，但实现民族平等、维护国家统一的基本原则是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的，并始终不渝地予以遵循。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并发表了大会宣言。会议认为：“现在中国本部做不到和疆部统一，因为这些地方的经济情况和本部不同，他们互相也有差异”，[2]主要是：“中国本部的经济生活，已由小农业、手工业渐进于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幼稚时代”， “而蒙古、西藏、新疆等处则还处在游牧的原始状态之中。”[3]会议指出：“中国全部统一的实现，是在中国能脱离世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推倒封建制度的军阀，建设真正民主主义国家的时候。”[4]会议在强调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要求“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5]这就是说，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是关系国家的统一和能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而其具有的经济社会的特殊性，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保障，以实现民族平等。

　　随着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和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对于少数民族与中国革命之间关系的认识愈加深刻和符合中国实际。1928年7月9日，中共“六大”在《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北部之蒙古、回族、满族之高丽人，福建之台湾人，以及南部苗、黎等原始民族，新疆和西藏）对于革命有重大的意义。”为此，会议“特委托中央委员会于第七次大会之前，准备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第七次大会列入议事日程并加入党纲”。[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解决民族问题纳入苏维埃的重要工作。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争取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环绕于苏维埃的周围，增加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革命力量，是苏维埃民族政策的出发点。”[7]在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8月5日在毛儿盖会议上通过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其中就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问题指出：“红军今后在中国西北部活动，也到处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因此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8]同时，会议根据“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认为“在有些民族中，在斗争开始的阶段上，除少数上层分子外，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在这种情形下，可以采取人民共和国及人民革命政府的形式。”[9]然而，自“九·一八”事变爆发起，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后，继续向华北和西北推进。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于1936年5月25日在《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指出：“我们中华五族的人民和土地，已一大块一大块的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宰割，现在更向着绥远、宁夏、甘肃、新疆前进。”“当此紧急存亡的关头，望即奋起！”鉴于当时红军东进抗日受阻，宣言指出：“巩固后方，发展抗日根据地，联合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及各民族，首先是联合西北的各民族的人民，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是更为重要的。”[10]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断加深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命运与全国抗日战争的开展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随着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新疆的战略地位日益突显出来。1935年9月上旬，陈云一行辗转到达苏联莫斯科，并于10月15日向共产国际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为共产国际和苏联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及其抗日创造了条件。在国内，为适应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抗日的需要，中共中央早在1936年8月12日就致电朱德等，指出“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第二天，中央又致电朱德等征询如下问题，即依托现实力量，假如以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而以四方面军独立进攻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是否有充分把握。同时，中央于8月25日致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的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西北地区成为中国共产党打通与苏联之间国际交通线的战略要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会宁后，开始实施以实现上述战略意图的《宁夏战役计划》。期间，随着战役局势的变化，为创造甘北抗日后方，四方面军提出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为此，中革军委曾指示四方面军：“你们的独立行动，对实现党的策略路线和战略方针有极大意义，其中有利于“创造西北巩固的抗日新局面”、“接通后方”，同时指出：“新疆与远方有相当关系者，查该方情况可通交通，和建立联络，必要时可送学生到远方去学习的甚重要。”[11]由于后来宁夏战役计划无法继续执行，中央放弃了该计划，并于11月8日决定将“徐（向前）、陈（昌浩）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11月13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称，已令西路军“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陈云后来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西路军在艰难的向西挺进中，分成了左、右两个支队，进入祁连山一带打游击。1937年4月7日，红西路军左支队接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电报：“你们可以向新疆去，已电彼方（指盛世才）设法援接。”[12] 4月下旬，红西路军左支队到达甘肃、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在这一时期，尽管时局变化和红军作战计划的调整，但中央试图打通与苏联的国际交通线的计划并没有动摇，而是把工作的重点从内蒙古、宁夏转向了新疆。

　　起初，共产国际在了解到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后，决定给予支援。1936年9月11日，共产国际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同意中共关于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然而，由于绥远战事于1936年11月爆发，中共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接取苏联援助已不可能。11月3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明共产国际“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12月初，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组织一个以陈云为团长、滕代远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前往新疆，负责接送武器有关事宜。[13]陈云后来说：他在苏联时，曾负责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然而，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已秘密到达苏联边境霍尔果斯的陈云等一行5人，接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让他们待命的指示，直至4月18日收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求他们迅速赶赴新疆以营救红西路军左支队余部的电报，陈云这才离苏进疆。4月20日，红西路军左队也收到了毛泽东、朱德的电示：“远方对于西路军进入新疆转赴远方求学问题已决定了。为此，目前西路军必须到达星星峡，他们在该地迎候你们。”[14]陈云一行“任务已经变更”，由负责接送苏联援助转而“到星星峡去把西路军的残部援救到新疆安全地点”。[15]但是，陈云一行无论是接送援助还是援救西路军，新疆都是一条必经之路。新疆的这一重要作用使得它成为中国抗战时期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此后，陈云把西路军余部接迎到新疆，并驻疆开展统战工作，将新疆开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训练航空等特种军事技术干部的基地，成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