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讲座教授，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曾应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之邀参加为推动文明对话而组建的“世界杰出人士小组”。他先后于2001、2002、2003年分别荣获第九届国际Toegye研究奖、联合国颁发的生态宗教奖和中国首届孔子文化奖。

　  作为“儒学第三期”的主要推动者，杜维明教授长期致力于阐释儒家经典，同时以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眼光审视儒家传统，力图通过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复兴中国文化。他开拓了“文化中国”、“东亚现代性”、“对话的文明”、“启蒙心态反思”等多个论域，在国际思想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近日，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探讨如何以世界文化和现代文明为背景，更好地认识儒学这一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并将之发扬光大。希望这能为大家更理性地认识儒学，使我们的民族文化焕发更强的生命力，并为更好地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出一份力。

道学政相得益彰 经世致用济天下

　  记者：请谈谈您对儒家基本精神、核心价值的理解。

　  杜维明：儒家的基本精神，不仅注重理念，而且注重理念的实际运作。理念方面，就是厘清道、学、政三方面的关系，三者密不可分。“道”是儒家思想中的核心价值，其主体是身心哲学。“学”是指作为一个文献系统和学术传统的儒学，它兴起于孔孟时代，主要以经典注疏的方式在儒家知识分子中代代传承，一直到清代的乾嘉学派，都是儒家学统的体现。“政”就是在公共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儒学，特别是体现在社会礼仪和政治制度中的儒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儒家“经世致用”的方面。

　  经世致用，其理论根据源于学术传统，而其灵魂则来自道统。儒家是入世的，所以它和佛教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一定要入世并转世，如果入世后它不认同现有的权力游戏规则，那就需要转世。“转世”就是立足于其核心价值，凭借其学术传统，发挥其经世致用的功用。儒家从不己拘于书斋，而是在立足“修身”的同时始终不忘“兼济天下”。

　  儒家的核心价值和学术传统向来都是指向经世致用的。比如说曾国藩，他是儒家传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学者，同时也是一个大政治家。他当时提出保国和保教的概念，指出保教比保国更重要。

　  在中国，亡国和亡天下历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亡国，那还只是朝廷倾覆、江山易主，但是如果亡天下，那就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彻底瓦解，关系到每一个人的价值信念，所以这个时候任何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也是儒家的一贯立场。

　  曾国藩还积极支持自强运动，向西方输送了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让他们去学习科学技术。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儒者强烈的社会关怀。从左宗棠、李鸿章、魏源、龚自珍一直到梁启超，这些深受儒家影响或者比较认同儒家思想的人，都试图变革当时的社会，都有经世济民的社会责任感。所以说，经世致用是一直深深植根在儒学中的。

中国儒家重政治关怀 海外儒家扬人文精神

　  记者：经世致用的儒家传统在近现代有没有发生变化？在中西方的儒学研究中是否有所体现？

　  杜维明：据我现在对大陆情况的了解，中国大陆研究儒家的学者政治关怀特别强，他们把儒学当做政治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儒家多半只是一个负面形象。譬如说，从民国以后，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无法现代化，或者说不能发展自由人权、不能发展民主政治、不能发展法制、不能发展科学，其原因都是因为儒家成为了中国文化变革和政治变革的包袱。所以，他们认为一定要把这个包袱去掉。那个时期的文化氛围基本否定儒家文化的价值，当然也不会认同儒家的经世致用传统。以至于1985年我来北大上课的时候，还有很多教授说他们可以研究儒学，但不会同情儒学，更不会认同儒学。近年来，情况大有改观了。

　  近几＋年，儒学在海外处于一种花果飘零的状况，它失去了政治发展的空间。但这些儒家知识分子仍然在进行经世致用的实践，主要是文化复兴运动。海外儒家是要把儒家当做一种政治哲学来讲，所以牟宗三讲政统与道统。在学理方面，他们弘扬儒家的人文精神，要把民主、人权、自由的观念与儒家的思想相融合。张君劢曾经尝试将儒家的传统与西方的宪法、法制相结合，牟先生也一直关注儒家思想怎样开出民主和科学之花的问题，而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三位先生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则为弘扬中华文化传统创造了更为广阔的文化和政治空间。

深化民族传统认同 儒学发展空间更大

　  记者：现在的情况与几十年前相比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从“不破不立”的角度来思考儒学，更多的是强调儒学的负面影响，而当今社会掀起“国学热”，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对儒家思想非常重视。请问儒家思想的发展环境在近几十年间有没有很大的变化？

　  杜维明：对，有很大的变化，儒学发展有了更大的空间。我认为，在现阶段很明显的是，儒学的发展是一场文化运动，它虽然也有政治含义，但是很难进入政治领域。社会主义注重分配的平均、注重贫富不均导致的问题、注重协调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注重安定团结、注重和谐社会。儒家思想强调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在将“什么是中华民族”这一信息向外传播方面，儒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包括孔子学院的建立、和谐观念的推广等。儒家在形成之初就有“协和万邦”、“大同世界”的基本理念，实际上也就是怎么样以一种和谐的方式重组世界秩序。自由主义注重西方的价值，社会主义关注分配平均与和谐、平等，而儒家则致力于不断深化新时代的民族传统认同，要使这三方进行健康的互动，不仅需要各方的努力，同时也需要一种协调机制。

各界精英相辅相成 中西价值平等对话

　  记者：在谈论处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儒家思想之间的关系时，您认为需要一种协调机制，那么，政府是否在其中扮演重要推动者的角色？如果是的话，这三方的地位与角色是否会各有侧重？比如，您刚才也讲了儒学在现代的作用更多是体现在文化层面上的。

　  杜维明：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往往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目标。然而，当前中国正在向多元社会发展。此处“多元”的含义主要指各种不同社会利益的出现。我认为，将来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协调好各种利益，政府会逐渐意识到，以一种强势的方式，比如说通过军事、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手段来达到完全控制的目的，不一定行得通。

　  目前，政府的力量、学术的力量、企业的力量以及其他各种不同社会组织的力量正处于协调过程中。毫无疑问，在此过程中政府的力量是最大的，它渗透到了各个方面。其他各股力量是相对独立的，但学界的声音、媒体的声音、企业界的声音越来越受大家关注，尤其是来自企业界的声音。其实各行各业都正在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这些声音的代言者我们称之为精英——政治精英、学术精英、媒体精英、企业精英等。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现阶段很多力量不一定十分健康，如互联网存在很大的庸俗化现象；企业界的主导思想仍然是唯利是图，对社会问题的关心还不够；甚至在学术界也出现了严重的市场化行为，贪污、腐化不仅表现在政治领域，还渗透到了学术领域。

　  这种局面会朝什么趋势发展？这中间有很多张力在相互作用。而对这些张力的协调可能形成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是使这些行业中的正面价值发挥积极作用，逐渐实现良性循环；而另一种则是相反的，片面地强调一种价值，而压制其他价值，从而导致恶性循环。我们当然希望各个领域的正面价值得到自由而和谐地发展，相互之间良性转换，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同时也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地位的不断提高，一个中西对话的平台正在形成。这个平台不再是100多年前的那个一味地拿中国糟粕中的糟粕与西方精华中的精华作对比的平台，而是越来越趋向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对话平台。在对外交流中，我们也有一个期待，就是用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与西方的核心价值进行平等的对话。我们并不反对西方的一些核心价值，比如人权、自由、民主，但要使这些价值切实发生作用，必须与中国传统相融合。

　  另外，对为世人都认可的价值与亚洲价值的关系，我们过去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即把从中国或亚洲发展出来的观念当做亚洲价值，随后又很快曲解了亚洲价值，将之变为权威主义、独裁主义。现在大家逐渐认识到，中国或儒家的思想虽然来自一个特定的文化区域，但其所包含的价值（如仁义礼智信）逐渐为世界所认可。世界上任何地区，不讲仁或者没有正义、智慧、礼让，能行吗？所以说现在是一个价值对话的时代。

　  当然，在相互交流过程中，由于西方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强势地位，对话中难免会存在不平等，但是只要有机会开展对话，就一定会产生或大或小的交互影响。特别是，我相信中华民族的文化不是一种认同强权的文化，它有更高的境界。我们经常说美国文化的软实力如何强大，但美国文化很难跳出国家利益的限制，因为美国的政治纯粹是地方政治，能够从地方利益扩展到国家利益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比如，在一次座谈会上，我问与会的美国副总统蒙代尔（Walter Frederick Mondale)，什么时候美国能够超越国家利益，在政治行为上体现更多的国际关怀。他明白我这个问题的真实含义，他想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回答说：我认为国家利益已经够好了。与这种态度相比，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存在“天下”这个观念，如果现在中国的利益与世界的利益发生矛盾，我想很多人都会赞同我们应该以世界利益作为中国利益的基础。在政治生活中，这种境界是西方文化难以达到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核心价值对话的必要性。

提升研究翻译水准 海外弘扬儒家文化

　  记者：您刚才谈到，在向外传播中华民族文化时，儒家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而孔子学院是传播中华文明的方式之一。您能具体谈谈对中国在海外办孔子学院的看法和建议吗？

　  杜维明：我认为这种做法很好。但仅停留在语言教学这一层次上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国外很多大学的汉语和汉学已经教得非常好了。因此，现在我们要把它提升，要加强与精英大学的合作，而且这种合作不应简单停留在语言教学这一层面，而一定要有发展精深的研究，要多组织高质量、高水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议，制定长期的研究计划和具体的研究方案。与世界精英大学合作，有利于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实力雄厚、影响力大的中国文化研究阵营。到目前，只有在早稻田大学创办的孔子学院以研究为主。这是很好的开端，但还远远不够。

　  记者：近期，中国政府在主持“五经翻译”文化大工程，以求在世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您觉得五经翻译的意义有多大？

　  杜维明：意义太大了！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曾在19世纪六七＋年代做过这项工作。现在耶鲁大学有一个大的计划，也在组织翻译五经。所以我们的翻译工作应该高标准、严要求。首先要把英文版本的翻译工作做好，虽不是说只要英文版本的翻译工作做成了，其他语言的翻译就迎刃而解，但可以慢慢来，把英文版本的翻译提升到最高水平，其他语言的翻译自然也会跟进。翻译水平的提升与理解水平的提升是同时进行的，有了好的翻译，世界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当然，这么大的翻译工作不可能仅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就能完成，应该很好地利用现在国际汉学研究领域的成果和人才，大家一起来做，这是我唯一的建议。现在这个项目主要的推动人是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一个人，我认为他必须广结善缘，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

西方传承理性思辨传统 东方注重内在精神体悟

　  记者：现在，很多人都在谈中西宗教、哲学与文化的差异，请谈一谈您的看法。

 　杜维明：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现在有很多人在问相关的问题：中国有没有哲学、是“中国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儒家是不是宗教等。这些都是很好的间题，但有一个背景要弄清楚：西方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特例，不是说世界所有的文化发展都必须依照西方模式。印度有印度的模式，中国、中东也有自己的模式。

　  世界上大多数伟大的宗教都诞生于东方，整体来看，宗教性较强的文化偏重内在精神性的体悟，而西方的理性思辨传统，即古希腊以来的哲学传统相对深厚。尽管西方还存在宗教性的希伯来传统，它与古希腊哲学交互影响，但没有根本融合。比如，没有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不会出现托马斯·阿奎纳这位伟大的神学家，但他们基本上是两种不同的传统。西方文化主流仍然是理性思辨传统，甚至现在西方哲学界研究分析哲学或现象学的，对宗教有感受的人不多（现在慢慢有感受了，但我认为这是哲学出现精神转向了，这是另一回事）。

　  中国传统的学问分科并不明显，无论按照儒、道、墨、法等学说内容来划分，还是按照经、史、子、集等著作形式来划分，都不能严格对应现在的宗教与哲学。宗教、哲学是西方的名词，且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很多传统思想家写入中国哲学史，也可以把他们写入中国宗教史，只不过是从不同角度讨论同一个人。雅克·德里达说中国没有哲学，有一个重要预设，即将哲学等同于从希腊发展出来的思辨体系，这在中国没有，因为这不是它的传统。换个角度，我们可以说西方也没有心性之学，没有天人性命之学。

　  我们经常谈中西异同，其实“中”不仅是政治或者地理意义上的中国，而应该是指“文化中国”，既包括海外华人世界，也包括日本、韩国、越南等“儒家文化圈”区域。因为，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不仅塑造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而且也塑造了日本、韩国、越南以及海外华人世界的文化传统。现阶段，儒家在韩国发展得最好；在日本，虽然日本人不一定都认同儒家，但在个人修养和社会结构上体现出来的儒家色彩绝对比现在的中国社会完备得多；在越南，儒家发展的势头非常大，远远没有中国这样的争议性，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有所突破；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儒家传统也有很大发展。

哈佛独门东方道德推理课 西方学生悦纳儒家价值观

　  记者：您在哈佛大学开设一门叫“儒家人文主义：修身与道德共同体”(Confucian Humanism: Self-Cultivation and Moral Community）的课程，当初开设此课有何用意？开设课程申请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困难？

　  杜维明：当初之所以开这门课，首先是因为它非常有趣。这门课属于中心科目（core course)，中心科目分为五类，其中有一类叫“moral reasoning”（道德推理）。我这门课是唯一的非西方的道德推理。西方的道德推理也许是康德、美国社群主义或自由主义的道德推理，这是唯一的西方之外的道德推理。

　  当时校方对道德推理有很严格的规定，道德推理不是道德说教。以前有门基督教的课程，后来被取消了，原因在于校方认为你主要是在说教。这个道德推理课你可以讲儒家，但你不能宣传儒家。这个中心科目非常难申请，校方要找最好的教授，给大学一年级新生上课。

　  我第一次申请被否决了，一般教授都有自尊，被否决就不干了，但我很早就和我们院长有一个默契，被否决就再提一个报告，但第二次申请又被否决了。后来，委员会的负责人找我谈话，他说委员会对我的申请讨论了很长时间，投票基本一半一半，不赞成的稍微多一点，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谈完以后，我心里就非常清楚他们要什么了，第三次申请通过。当时他们说，假如有30人选我的课，就值得了。但第一次选修这门课的就有130人，后来直线上升，一度上到500人，当时在哈佛仅次于大一生物学或大一经济学。后来选修的学生慢慢维持在200人左右。

　  记者：您觉得这门课对学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杜维明：刚开始时，很多学生认同的价值几乎全是西方的，简单说就是自由、理性、法制、人权、个人尊严等。近来，与自由相对的公正和正义、与理性一样重要的人性和慈悲、与法制一样重要的礼、与权利一样重要的责任、与个人尊严一样重要的和谐，在学生中越来越引起共鸣。

　  我的学生，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都有，男女也差不多均衡，所以代表性很强。哈佛大学生普遍注重正义、和谐、责任、礼让，当然这不仅仅是受到了儒学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也是慢慢受到女性主义等思潮的影响。50年来，女性主义、环保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等，正在塑造最优秀的一批年轻人的价值取向，这15年来变化十分明显，而这也是西方核心价值与儒家核心价值有着相似性的一面。

研究“对话的文明”力促中西价值对话

　  记者：您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哪些方面？

　  杜维明：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试图拓展一些论域，像此前提到过的“文化中国”和“东亚的现代性”论域。

　  东亚就是指现代的儒家文化圈。关于“多元现代性”的问题，美国的人文社科界已经关注了很长时间，但基于东亚的儒家文化背景，它的现代性有自己的特色，很值得我们关注。

　  关于“文明对话”的论域，近些年我倾向于修正这个观点，用“对话的文明”(Dialogical Civilization）替代它，就是说，文明的对话发展到一个时期，会促成一种“对话的文明”出现。历史上的中国就曾经是一个对话的文明。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写了本关于印度的书，The Argumentative Indian（《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如果我们要写一本类似的书，那就是The Dialogical Chinese（《惯于对话的中国人》）。

　  最近，我的工作基本集中在对西方启蒙意识形态做同情的了解和批评性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探讨儒家核心价值和西方核心价值之间对话的可能性。当然，除了专注于高研院的工作和我自己的学术兴趣外，我希望能够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推动国内外人文学界的交流，包括促成五年一届的世界哲学大会在中国召开。这些工作都是对我的挑战。

举办经典会读　　　 提升人文素养

　  记者：您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创办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的初衷及其特色。

　  杜维明：高研院的初衷是希望为校内乃至校际之间的人文学术资源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同时也希望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与人才培养的模式上有所创新。

　  与其他研究方式相比，我觉得有一种学习形式值得提倡，就是办经典会读。大家可以一起念四书五经，可以念佛教的经典，可以念老庄，也可以念英文的经典等，反正一定是人文经典。每周一次，每次精读两三个小时。

　  这类会读可能有层次上的差别，有的都由研究生构成，甚至有教授参加，而有的可能只是专业各不相同的本科生参与。就前一种来说，可以发展出共同的学术兴趣，我们甚至可以和研讨会等研究方式结合起来；后一种并不是为了专门的学术训练，不是为了写论文、做研究的方便，而是让来自各个专业的大学生真正对经典产生情感上的认同，内化成为自己的精神素养。可能后一种会读方式不失为对现在高等教育模式的一种补充。

现在高研院已经有十来个这样的会读团体，我们也在吸引留学生加入，让大家在共同兴趣的基础上进行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