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党的组织制度建设

　　第一，建立了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制度。中共中央认为，为了提高党员质量，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必须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发出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号召。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提出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又对发展党员的条件、审批手续、党员的义务和权利作了严格规定。1961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组织部关于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的报告。此后，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即开始了以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的优良传统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训练党员的工作。这项工作到1962年底基本完成。经过教育和训练，党内生活变得更加活跃，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和党组织的战斗力得到明显提高。

　　第二，初步改革了党的干部制度。“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在这一时期，党对干部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一是改变原来由中央和各级党委组织部“一揽子”管理干部的体制，实行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组织部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新体制，即把全体干部分为军队、文教、计划工业、财政贸易、交通运输、农林水利、统战、政法、党群等九个部门，并根据干部的职级分划给中央或地方党委的有关部门进行管理。二是实行干部轮训制度。为了提高全体干部的理论水平，以适应工作的需要，1954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1956年2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加强初级党校工作的指示》。这两个指示对轮训干部的目的、培训对象、教学方针、党校的领导体制等都作出明确规定。此后，干部轮训便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三是建立干部交流制度。为了加强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有计划地、系统地、多方面地交流干部工作经验，为了帮助各级主要领导干部扩展眼界、丰富经验并提高领导水平，1962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对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进行有计划的交流，并且把定期交流干部作为党的干部管理工作的一项根本制度。此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各省、市组织部着重抓了这一制度的落实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三）关于党的监督制度建设

　　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以后，随着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的变化，党员干部沾染官僚主义、骄傲自满和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大大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对党员干部的监督问题便突出起来。为此，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决定成立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加强对党的干部及党员违纪行为的监督。《决定》发布后，县以上的各级党委相继建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地委以上的各级党委和部分县委还建立了经常的办事机构并配备了专职干部。“高、饶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党的监督制度建设。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全面加强对党的干部及党员违法违纪行为的监督，特别是防止高、饶这一类反党事件的发生。随后，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相继成立。为了充分发挥党的检察机关的作用，1962年9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要求加强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扩大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名额；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同级监委的领导，定期讨论党的监察工作；各级监委应加强对同级国家机关的党员的监督工作；各级监委及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章办事。党的各级监督机关的建立，有效地制约了党的干部及党员违法违纪行为，标志着党的监督制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综上所述，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自身所处的地位和环境的变化，对执政党的制度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在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监督制度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就为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供了制度保证。

　　然而，由于执政党的制度建设还处于探索阶段，加之党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党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复杂多变，党所肩负的任务十分艰巨，因此，这一时期党的制度建设也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制度建设方面认识不够深刻，工作相对滞后。从当时党内的状况看，尽管党的领导人已经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组成部分，但是还没有把它作为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来对待。由于认识不到位，在党的制度建设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工作相对滞后或坚持不够一贯的问题。

　　第二，基本沿袭了战争年代形成的党的领导制度。尽管提出了党政职能分开的思想，但是这种探索没有继续深入下去。在实际工作中，基本延续甚至进一步强化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党政职能分开的探索逐渐搁浅。

　　第三，没有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系统的党内制度。主要是临时性、地区性的制度多，长期性、全局性、稳定性的制度少；实体性的制度多，程序性的制度少；监督党员和基层组织的制度多，监督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制度少；强调集中的制度多，强调民主的制度少。

　　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延续，是党内“左”倾错误产生和发展重要原因。“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制度建设不仅没有进展，而且已经建立起来的一些制度也多遭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