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然而，尽管彻底的民主革命为现代化扫除了中国大陆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障碍，却不能扫除调中国的贫穷落后、人均资源短缺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等不利因素。新中国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快速工业化、赶超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制度变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探索的结果。经过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四代领导人和全国人民60年的艰辛探索和奋发图强，中国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世界发展潮流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温故知新，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今天和展望明天，这是本文的出发点，也是本文欲达到的目的。

　　一、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简单回顾

　　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历程，大致可以1978年召开的“三中全会”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我国是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社会变革目标，千方百计地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渡，当1956年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才发现事与愿违，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并没有表现出预期的优越性。在第二个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领导集体，遵循“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行了改革开放，我国又开始从第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和市场经济过渡。可以说，60年来，我国在大力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就经济体制的演变而言，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发展过程，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1949—1957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化最快的时期，在短短的七年间，一方面中国大陆结束了百年动乱，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奇迹般地在战争废墟上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在此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距离。

　　另一方面，这七年又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变化最剧烈的七年。1949到1952年，是完成民主革命的经济任务，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政策在中国大陆全面贯彻实施的三年，党和政府仅用了3年时间，就彻底铲除了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建立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和覆盖面很广的供销合作经济，实现了“节制资本”和“统制贸易”，即国家通过对私营经济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使其符合国家的宏观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目标，通过海关自主、实行“贸易许可证”和“结汇制”，将对外贸易控制在政府手中。恢复时期的三年，虽然实行的仍然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但是由于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控制了金融、市场和重工业，党和人民政府的行政力量空前强大，实际上为1953年以后迅速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过渡奠定了基础。

　　1952年底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以后，走怎样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当时的中国不仅经济落后，人均GDP仅为119元，城乡人均银行储蓄仅为1·5元，工业化的资金极为匮乏；而且我国还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对我国进行了经济封锁，而且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即使从国家安全和建立独立国防工业的角度，尽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也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因此，当1953年我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后，为加快工业发展，就选择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制度的变革，虽然在当时保证了“一五”计划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和重工业的迅速发展，但是也存在着消极后果，从长期来看，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

　　1956年前后，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鉴于苏联暴露的经济建设教训，曾对如何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工业化进行了认真全面的探索，可惜这种探索因体制弊端还未充分暴露以及“反右”运动的干扰而中断。

　　(二)1958－1978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来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给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结合自己建国以来的实践，我国开始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1958年是中国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毛泽东试图摆脱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走中国自己经济发展道路的开始。这场探索可以说是历尽曲折艰辛。到1978年，即在中国进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20年后，所经历的曲折、挫折、灾难、困惑，又开始孕育着一场新的探索，这就是以党的十一届三只全会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折。可以说，1958年至1978年三中全会前的20年，是中国共产党带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一五计划成功的喜悦开始，最后带着“文革”后的痛苦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困惑而结束的。就经济建设来说，这20年我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方封锁、中苏交恶的国际环境中，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除了在国防工业、尖端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外，还在改善基础设施、缩小沿海与内地差距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从1957年底到1978年底，按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增长3．25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64倍，国民收入增长1．96倍，工业总产值增长5．99倍，农业总产值增长0．84倍[2]。但是这种增长，是靠牺牲消费和增加投入来维持的。

　　总得来说，这个时期尽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算慢，但是经济建设是付出大于所得，挫折的痛苦多于成功的欢乐，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鉴于同期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我国在此前后两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人口增长过快，是这个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特点。到1978年底，全国总人口以由1957年底的64653万人增加到96259万人。20年里人口增加了近50%。[3]

　　(三)1978～1997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1978年至1997年，是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为目标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从此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

　　这个时期是从前28年奠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上起步发展的，虽然前进的起点比较高，但继续受着传统的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的束缚，又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因此，1984年以前，我国经济以1978年的“三中全会”为转折点，首先，纠正和清算了前20年“左”的错误，根据我国国情，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第二，在经济发展方面，着手调整整顿国民经济，理顺农轻重、积累与消费关系，制订以翻两番为目标的新的发展战略；第三，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以原有体制最薄弱、受压抑最重的农村经济为突破口，并取得巨大成效，产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示范效应；与此同时，还在沿海设立经济特区，率先实行对外开放。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明确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基本方针，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在城市全面展开。但急于求成的思想和实际存在的新旧体制磨擦，使经济在繁荣中走向过热，与此同时，经济体制的变化、对外开放以及原有社会各阶层经济地位的变化、都使整个社会处于躁动和不安。在这种形势下，国民经济经历了1986－1987年的“软着陆”，1988年价格“闯关”和1989－1991年治理整顿的曲折。但是，这种曲折，对于80年代的发展来说，毕竟是瑕不掩瑜，只是前进中的问题，高速发展下的副作用。

　　经过80年代的迅速发展，到90年代初，我国已进入由温饱向小康过渡阶段，从1992年到1997年的6年间，由于及时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大力推进改革，积极平衡总量，切实调整结构，使“八五”计划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波动最小的五年计划。同时，这6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到1997年，我国国民经济已经提前实现了原订于2000年才实现的翻两番任务，基本上改变了我国长期存在的供给主导型的短缺经济。

　　（四）1998～2009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1997年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个转折年代。这一年，最重大的变化是我国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终于告别了短缺，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基础买方市场，从1998年开始，我国的经济发展也由过去的供给约束型转向了需求约束型。同时，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给我国的改革开放敲响了警钟，国有企业改革从1998年起进入了攻坚阶段，金融改革加大了力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也加快了步伐。从国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看，从1998年也开始转向扩大内需。

　　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后，党和政府实施了“扩大内需”的方针，适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波动的不利影响，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然而，随着经济体的不断壮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到了“十六大”，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遇到了如下一些新问题：一是能源不足问题；二是人口就业和粮食安全问题；三是环境保护问题；四是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问题；五是深层次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200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六大”。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新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要以“五个统筹”全面协调中国社会经济发展。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这些都是促进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思想。

　　在这个阶段，在“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党和政府出台了以下几项重大的影响深远的举措。一是顺利实现了香港、澳门在“一国两制”基础上的回归和保持了这两个地区经济的繁荣稳定，并且加大了与台湾地区的经济交流，实现了“三通”。二是着手调节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制定和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等一系列战略和政策。三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为我国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四是推行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统筹城乡发展政策，不仅取消了长达2600多年的农业税，而且加大了国家财政支持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力度，2008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达到5955亿元，2009年计划投入7161亿元。五是政府财政基本实现了由过去长期的建设型财政向公共型财政的转变。六是大力推行了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不仅中央政府加大了财政投入，并将其作为指令性指标列入了第十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规划。七是在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下，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大力推进社会保障覆盖面和医疗卫生改革，并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以满足国家和社会对提高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本的需要。

　　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提出：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节能环保水平，要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要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