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漫长曲折、艰苦卓绝的伟大征程中，安徽作为农业大省，根治淮河始终是牵动全省人心的一件大事，也是很值得纪念而又需要继续深人探索的一件大事。

　　根治淮河从新中国开始

　　淮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当我还在童年的时候，就听说过在淮河中游的安徽怀远县一带有关于大禹与涂山氏女的传说。后来了解到在《尚书•禹贡》中曾记载：大禹治水“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人于海”。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蚌埠附近禹会村进行了考古发掘，也证实这里是夏代早期遗址。这说明，淮河流域确是大禹治水的重要区域。大禹是古代的治水英雄，他把淮河导人大海，从而结束了古代的“天地洪荒”局面。不幸的是，其后黄河发生多次大改道，侵夺淮河，最长的一次是从ll94年到l855年，历时661年，通称黄河夺淮700年，从而打乱了淮河水系。古代并没有洪泽湖，它是由于黄河夺淮、淮河水系打乱而形成的。在此之前，淮河是东流直接人海的；之后，即流入洪泽湖，洪泽湖以下汇合于大运河，经高邮湖、江都县，再转道长江人海。黄河夺淮后，淮河逐渐变成一条多灾多难的河流。尤其是1938年夏季，蒋介石为了阻挡日军西进，下令炸开郑州附近的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以水代兵，结果使滔滔黄水沿贾鲁河、颍河直泄正阳关人淮，洪水平地漫流，泛区宽达30至50公里，泛区总面积达5．4万平方公里，使豫皖苏三省44个县的1250万人流离失所，淹死人数达89万。从此，淮河流域陷入“大雨大灾、小雨小灾、不雨旱灾”的悲惨境地。后来国民党政府被迫成立了导淮委员会，声言要修好淮河，那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已!

　　真正下决心根治淮河，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

　　就我个人经历来说，虽未在淮委专门从事过治淮工作，但我的治淮情结却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因为我的家乡就在安徽霍邱县淮河岸边的一个农村，这里恰是淮河上中游的临界处，离现在号称“千里淮河第一闸”的王家坝和著名的临淮岗洪水控制枢纽工程不远。往日淮河只要一发大水，我的家乡就一片汪洋。特别是1931年大水，使我家田园庄稼尽毁，几间草屋也冲没了。1932年，又接着大旱，赤地千里，我家从此变成赤贫，我也因而辍学。所以，从童年开始，我就强烈地感受到对沿淮人民来说，根治淮河实在是太重要了。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先后在皖东北根据地、华中八地委和豫皖苏三地委工作，工作区域都是沿淮河中游北部各县。回想在上述区域工作期间，虽主要精力忙于战争、土改和建立根据地等各项工作，但每遇淮河发水、农业受灾、群众生产生活遭受困难时，我们党的组织和地方政府都曾积极组织群众筑淮堤、修水利，搞好生产自救。那时我就想，等革命胜利了，党一定会组织群众好好修治淮河。

　　淮海战役胜利后不久，皖北地区相继全部解放。1949年3月，新成立了阜阳地委，我任地委书记，在任3年时问。阜阳地区共10个县，全部属于淮河中游水灾频发地段。在我上任后仅几个月，即l949夏季，淮河就发了大水，许多地方遭灾。地委立即领导和组织广大群众投入治水和救灾工作。这时，地方政权尚不巩固，国民党留下的残余武装和暗藏匪特还很多，在阜阳地区蒙城、涡阳、阜南、颍上等县先后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的由敌特操纵的反动道会门武装暴动。那时，我和地委一班人正以极大的精力组织广大干部群众支援大军过江，同时投入剿匪、反霸和镇反斗争，以稳定和巩固新建立的人民政权。接着，又组织抗美援朝、新区土改、生产救灾等各项活动。所以，我那时和地委一班人虽然开始注意到加强治淮工作，但还不可能投入全部精力。

　　当时在治淮上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从1949年冬季，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堵口、复堤”。因为淮北大堤长年失修，1949年夏季又遭大汛，许多堤段决口，未决口的堤段也都很低矮、单薄，经不住风浪，也就是说几乎处处是险段。阜阳地委当年部署沿淮各县组织了近l0万民工做堵El、复堤工程，取得了一定成效。另一件事是，调查水情灾情，为大规模治淮着手做规划，制定治理方案。我带了一个骑兵班，同水利技术人员一起，用了10多天时间，行程数百里，有时乘船，有时骑马，从河南省的关沙湖口往下，经临泉县的黑龙潭到阜南县的王家坝，接着又到安州岗、洪蒙洼地、张家湾、南照集、正阳关，一直到颍上、凤台，也就是把阜阳地区境内的淮河水情，包括相关的淮河支流颍河、涡河等水情，作了一番较细致的实地考察，使我对阜阳地区的治淮有了一个较深刻的感性和理性认识。这对我后来到省委省政府负责分管农业、水利等工作，关注治淮和参与治淮，都有很大的裨益。

　　阜阳地区大规模治淮，同时也是淮河全流域的大规模治理，是由l950年夏季皖北淮河大汛而引发的。这年6月下旬至7月下旬，淮河干流上中游地区处在暴雨中心，至8月15日，洪泽湖以上地区平均降水量达640毫米。大雨带来大水，皖北灾情最重。7月6日，淮河洪水暴涨，上游干支流洪水经河南省淮滨、新蔡等地到洪河口相遇，奔腾咆哮，席卷而下。沿淮群众无奈相率攀树登屋，呼号鸣枪求救，哭声震野。洪水在老观乡、邓郢子首先漫决，平地水深丈余。群众将小孩用布包起挂在树上，牛用绳捆起拴在树上。广大农村或陆沉、或夷为平地。继而又破临王段、城西湖、颍上庙垂段、邱家湖等地大堤。正阳关至三河尖淮河两岸村庄仅见树顶，交通断绝。当时，我正在皖北区党委开会。闻讯后，皖北行署主任宋日昌立即去阜阳布置抢救灾民工作。我便带了一些同志直奔淮河抗洪前线。到了淮南市就没法走了，淮南市靠凤台一带已是一片汪洋。我们找r一艘机帆船沿淮河西行，淮河航标都没有了，就靠水手探索前进，估算走了l00多里，还无法找到阜南县委，只好赶到王家坝停下来。王家坝是个标志性的地方，它的水面特别大，中间还有一个地势较高的安州岗，形同孤岛，可容纳几万人，这可起了大作用，我就用我乘来的船参加抢救灾民。群众见到我们，连连说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激动得大哭。我的心情同样激动，但更多的是异常沉痛!

　　我们向皖北区党委如实报告了淮河水患。皖北区党委又综合了淮北20个县和淮南沿岸7个县的水情，计算出受淹成灾农田总计3100多万亩，受灾人口990多万，均占皖北全区总耕地面积和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房屋倒塌89万余间，其中不少是全村沉没。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淹死者，或被毒蛇咬死者，统计为489人。随后，皖北区党委向华东军政委员会和党中央作了紧急报告。毛主席看到这些电报，十分震惊和焦急。7月20日给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中提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问题。”8月5日，毛主席看了皖北区党委的电报后落了泪，悲痛而深情地说：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他在“不少是全村沉没”、“被毒蛇咬死者”、“统计489人”、“今后水灾威胁仍极严重”等处画了横线，再次给周总理批示：“请令水利部限日做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初秋即开始动工。”8月31日，毛主席在苏北区党委的一份电报上又批示：“此电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遵照毛主席指示，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于10月14日亲自主持会议，作出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提出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针。11月6日，治淮委员会在蚌埠成立，其成员由华东、中南两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相关领导干部组成，由曾山任主任，曾希圣、吴芝圃、刘宠光、惠浴宇为副主任，吴觉为秘书长。与此同时，沿淮各地市县也都建立了独立的治淮组织机构，调集和培训l了大批治淮干部。当年冬季，在淮委统一部署和领导下，全淮河流域豫皖苏三省同时拉开了根治淮河工程的序幕。仅皖北地区就有300万民工和数万名水利工程技术人员，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治淮工地。l951年5月，毛主席又亲笔题词，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进一步鼓舞和增强了沿淮人民根治淮河的决心和信心。

　　我所在的阜阳地区因处在上、中游洪河口的要冲，淮河一发大水，受灾最早、最快、最大、最重，这里人民根治淮河的愿望更为迫切，因而在建立治淮组织机构方面，相对来说要稍早一些。l950年9月初，我们即正式成立“皖北阜阳专区救治淮指挥部”，由李时庄任指挥、匡胜雨任第一副指挥，我任政治委员、耿万青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当年冬季动员民工17．85万人，1951年春天动员民工57．7万人，投入治淮工程。回想当年那个治淮场面，与同时开展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运动一样轰轰烈烈，青壮年参加治淮同参军一样光荣。那真是一个动人心弦、难以忘怀的火红年代啊!

　　安徽迅速掀起治淮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