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医进修及中医政策的缺失

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后，“中医科学化”问题被迅速提上日程。1950年9月8日，李德全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49次政务会议所做的报告中专节阐述了“关于医药界团结和改造的问题”，她认为中西医应该在“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下团结起来并进行改造；中西医均应加强政治与业务学习，真正做到“中医科学化”、“西医大众化”。李德全还提出了“中医科学化”的具体要求：应该责成各大行政区卫生机关，先在各大行政区大城市，以后逐步在各省、市有计划地设立中医进修学校或中医训练班，或在现有的中医学校与学会（医药界联合会）中附办进修学校、训练班、业余学校……以达到在二三年内使全国中医大批地获得初步科学训练，作为乡村的医务人才。对于“中医科学化”必须首先实施中医进修的原因，当时的卫生部医政处处长鲍敬桓撰文论述说：“过去之中医，都只在做治疗工作，对预防医学的知识就比较生疏……中医医学知识，还只是处于经验的阶段，还没有上升到理论……根据以上两点：（一）要实行‘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中医就必须在现在基础上，从事进修，才能胜任；（二）要使中国医学推陈出新，对人民的生命健康真正负责，也必须随时代的进展医学的发展方面，急起直追，学习新理论，以充实与丰富中国医学，才是爱护中医的最好办法。”［16］

为了落实卫生部提出的“中医科学化”的具体要求，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开始举办各类中医进修学校或中医训练班。事实上，早在1950年3月北京市公共卫生局便举办了中医进修学校，组织中医学习解剖组织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寄生虫学、传染病学等专门知识。［17］1950年9月，北京中医学会成立后即组织了预防医学班，希望经过学习能使广大中医真正地认识科学、承认科学、相信科学。当时一些70岁左右的老中医“早来晚走，虚心听课，用心记笔记”，非常感人。预防医学班的中医们还将学习所得运用于实践，在1950年秋季北京种痘运动中参加了具体接种工作，其中北京市第一区超额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平均每位中医接种500～800人左右，其效果颇为显著。［16］（pp.62～71）其他省市的中医进修学校也先后建立。1950年7月15日，长春市立中医进修学校正式创办，至1951年12月1日，共招收了两期、167名中医进修，除开设针灸学、中药学和方剂学三门中医学课程外，进修学校主要开设了解剖学、生理学、卫生学、病理学、诊断学等大量的西医课程。［18］济南市医学讲习所中医进修学部于1949年12月至1950年10月共招收4期、210多名中医进修学员，课程与北京、长春等地中医进修学校基本相同，进修过程中许多中医还参加了1950年济南市防疫工作、鲁南灾区抢救工作、抗美援朝医疗队工作等。［19］到1951年底，为促进“中医科学化”，各地人民政府卫生机关共建立中医进修学校17处，不同名称的中医进修班101处，［20］1953年发展为中医进修学校27处，中医进修班131处。［2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医进修主要基于当时国内的医疗卫生环境和党的相关政策，它对提高广大中医的政治思想认识、促进中西医之间的团结、促使广大中医行医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变化等方面有重要的作用。［22］但是，随着中医进修学校的发展，一些相关问题也逐步显现。其中最主要的是部分中西医对中医进修产生了一些错觉，认为“中医科学化”就是“中医西医化”，实际上是要消灭中医，其依据是卫生部关于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课程设置。据1951年12月27日卫生部发布的《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中医进修学校的“课程标准”为：“基础医学（包括解剖、生理、病理、医史、药理、细菌、寄生虫学）、预防医学（包括公共卫生、传染病学）、临床诊疗技术（包括内、外科、急救学、针灸疗法、组织疗法）、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时事报告）等四种”。规定所附《中医进修学校十二个月课程表》是生理学、解剖组织学、解剖生理学实习、药理学、细菌寄生虫学、病理学、传染病学、公共卫生、诊断学、急救学、简要针灸学、组织疗法、临症技术、政治、医史学、外科学、内科学、儿科学、眼科学、简要针灸正骨术、皮肤花柳科、中医学术研究、临症（床）实习，其中仅有简要针灸学、针灸正骨术、中医学术研究3门课程与中医有关。［20］

另外，由于个别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甚至是某些干部对党的中医政策领会不深，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出现了有违中医政策、歧视和排斥中医的倾向。主要表现是卫生部于1951年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1952年公布的《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等，规定了一些要求苛刻、不合实际的办法，如规定只有持有公私立四年学制以上之中医学校毕业证书者、经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或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授权大行政区卫生部考试及格者、经人民政府设立之中医进修学校修业期满毕业考试及格者等等，才能经大行政区卫生部审核并转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核发中医师证书；在中医师资格考试的笔试部分中，必试科如生理解剖学概要、细菌学概要、传染病概要等，选试科如内科（包括妇科、儿科）、外科、眼科等完全超出了一般传统中医所要掌握的基本医学知识。在如此背景下，江西省卫生厅1950年和1951年先后进行了两次全省中医师登记审查换发执照工作，总登记人数为8728人，而承认为正式中医师的仅424人，只占不到5%。1952年，东北地区卫生部对所属各地中医师重新登记，仅热河省朝阳县中医中即有420名不合格，其中225名被停止行医。［23］1953年，据对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的结果，合格的中医只有14000多人，绝大多数中医被取缔。

在具体的医药卫生工作中也有一些对中医中药的限制与排斥，其中最典型的是公费医疗制度没有发挥中医的作用，中医走不进医院的门，并给看中医、吃中药以种种限制。如北京市人民政府在1952年11月21日通过的《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公费医疗预防实施细则》即规定：“愿受中医、中药治疗的，须通过各单位人事部门报管委会批准后，到中医联合诊所或针灸门诊部治疗”，［24］这使得中医的业务范围大为缩小。此外，各高等医学院校也没有设立中医中药的课程；中华医学会是全国医学界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却没有吸收中医参加；对中药的产销无人管理；等等。这些做法招致了一些中医界人士的不满。1953年3月7日，四川老中医李仲愚在给彭真的信中坦言：师徒授受之途久绝。因师徒授受，其子虽受师业，而非正式学校毕业，政府不准予行医；国家举办西医院校占多，中医院校占少，每年招生数字大为悬殊，故西医日多，中医日少。［25］有的中医还公开说：“中医都老了，十年就可以断种”。在今天看来，“中医科学化”问题应该是晚近以来一种新的医学体系建立的问题，其中因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不免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争论与问题，这些争论给这一时期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