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
的历史考察及其基本经验

一、中国共产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回顾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组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自从成立之时起就始终把带领全国人民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作为自己的最大己任。有鉴于此，无论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党都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问题，以期通过良好的党风带动和促进良好的民风和社会风气的形成与发展。
　  （一）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由于自身处于革命党和地方党的特殊地位，经常面临着被压迫、被“围剿”和被追杀的险恶环境，这样中国共产党人就形成了患难与共，荣辱相随，追求平等和公平，反对特殊与与众不同的思维和工作作风。再加上他们对旧中国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等不合理制度与现象的厌恶、痛恨与反对，他们就把建立平等、公正的社会制度作为区别新政权同一切剥削阶级政权的显著标志。在此理念的支配下，当时人们入党或者参加革命，并非为了贪图享受，而是为了一种信仰或者是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因此，这一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问题并不突出。尽管如此，党还是不仅领导制订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而且还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过采取思想教育的方式以倡导廉政，通过勤俭节约的方式以培育廉政，通过法制法规的方式以保护廉政，通过人民监督的方式以促进廉政，通过领导带头的方式以带动廉政等措施，形成“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党风和政风，以期跳出由盛而衰的历史周期率，从而为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十分扎实的群众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革命党和地方党开始转变为一个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面对这样的变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无论是一些老党员干部还是大批的新党员干部在胜利面前都程度不同地染上了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当官做老爷的心态和贪图享乐的作风正日益严重地侵蚀着相当一部分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以期达到加强执政党党风廉政建设的目的。如采取整党整风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形式以期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开展群众性的反腐败斗争以期彻底揭露和严厉惩治腐败；建立健全反腐败的监督机制以期从制度上遏制腐败的产生和发展；实行“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以期从组织上保证执政党干部队伍的纯洁和有效；通过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的践行以期为全党作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表率。通过这样的措施，党在扫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保持党和国家机关清正廉洁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即“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1](P802)其成功的经验已经成为党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邓小平曾对此作出过高度的评价。他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指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引者注）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2](P149)但后来先后出现的反右扩大化问题、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也使得这一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出现了一些挫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遭受到了重大的曲折，留下了无比沉痛的历史教训。
  （三）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探索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在改革开放探索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实现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而且还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在这一时期，由于各种规章制度不健全和不完善以及商品经济的强大冲击力，以权谋私、损公肥私、买空卖空、倒买倒卖、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弄虚作假、敲诈勒索、制假贩假等现象不时发生。“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正日益严重地侵蚀着党风和社会风气。针对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并坚持“两手抓”的战略策略方针，即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党通过教育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树立清正廉洁的观念和献身精神，制定严密的法规和制度，对贪污行贿的官员严惩等措施，使得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一时期，“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甚至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四）中国共产党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求利原则，使得“金钱”几乎到了“万能”的程度。在这样的环境下，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滋长；一些党员干部不顾党纪国法，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和主要追逐个人私利的人生哲学，一切从个人的利益考虑及以个人为中心的道德原则的出现；“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甚至“跑官”、“卖官”、“买官”等旧社会官场中黑暗东西的沉渣泛起；损公肥私，贪污腐化，浪费挥霍，弄虚作假，争名夺利，尔虞我诈，欺上瞒下等歪风邪气的四处充斥，都在严重地冲击和侵蚀着党的干部队伍。对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必须要把惩治腐败作为社会系统工程来抓，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把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结合起来，通过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尽最大努力把这一时期的腐败现象减少到最小程度。
  （五）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面对党风廉政建设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为此，党通过加强对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抓好反腐倡廉教育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严肃查处违反党纪的案件，不断加大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力度，深入开展治本抓源工作，全面履行纪检与监察两项职能等措施，在有效解决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收送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跑官要官，放任纵容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影响谋取非法利益，借婚丧嫁娶等事宜收钱敛财，参与赌博等问题”[3](P50)的同时，还继续保持查办案件的强劲势头，如“继续重点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等案件，查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和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严肃查办工程建设中搞虚假招标投标的案件，非法批地、低价出让土地或擅自变更规划获取利益的案件，违法审批探矿权和采矿权、违法入股矿产开发的案件，违规发放、核销贷款和资产处置的案件，隐匿、侵占、转移国有资产的案件，严重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案件，以及利用司法权索贿受贿、徇私舞弊、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等案件。加大对腐败分子的经济处罚和赃款赃物追缴力度”[3](P64)等，并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由此，也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党领导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希望与未来。

二、中国共产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建党近九十年来，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通过不同的途径、采取不同的措施，取得了党风廉政建设的非凡成就。可以说，这些途径和举措不仅对巩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执政地位和形成当时良好的社会风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廉政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始终把反腐倡廉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正视现实，居安思危，切实把反腐败斗争抓出成效，真正取信于民已成为摆在党的面前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迈入新世纪，加入WTO，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社会主义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国际上，敌视社会主义中国的霸权主义者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企图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劲；国内问题上，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在这样的条件下，党的执政方式、执政能力和自身状况同样面临着新的考验。在此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任务就尤其显得复杂和艰巨。这就提醒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要把反腐倡廉的工作长期地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决不能有丝毫的松弛和懈怠。这是因为“贪污腐败现象是社会稳定、发展与进步的阻碍因素。它们破坏社会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和国家政策的实施，扰乱社会秩序和资源的合理分配，破坏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侵蚀社会道德和人们的精神世界。所以，要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就必须坚持进行反对贪污腐败的斗争。”[4](P426-427)
  （二）反腐倡廉必须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以后，由于许多党员干部在各级各类部门中担负着领导工作，手中掌握着行政、人事、财政、物资分配等权力，这就为党内某些革命意志衰退或缺乏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修养的人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独断专行，以权谋私，滋长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最后走上蜕化变质道路提供了可能性。特别是在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代社会，这一问题更显得严重和复杂。因此，在执政的条件下，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是运用手中的权力一如既往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或小集团谋私利，已成为党不得不正视的一个十分严肃而又严峻的问题。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作风是他们“在群众面前的形象。群众往往从他们接触到的干部来看我们党的形象。因此，干部的作风怎么样，干群关系怎么样，对党的事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4](P623)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只有“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2](P230)在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真正成为自己的下级和基层效仿的楷模时，他才能取信于民，才能拥有领导反腐倡廉的号召力和战斗力。这是由于“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2](P124)“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2](P125)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又明确提出“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的问题，这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因为“党要管党，首先要管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从严治党，首先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一个执政党，如果管不住、治理不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后果不堪设想。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为害最烈的是吏治的腐败。由于卖官鬻爵及其带来和助长的其他腐败现象，造成‘人亡政息’、王朝覆灭的例子，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这种历史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注意。”[5](P229)
  （三）惩治腐败要敢于碰硬，要敢于查处大案要案。马克思主义原理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权要想巩固就必须及时清除权力机构中的腐败分子。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全国政权后，腐败有可能像无孔不入的细菌侵入党和国家的肌体。对此，毛泽东有深刻的认识。早在建国初期他就指出：国家政权机关的腐败是社会腐败和动乱的根源，如不及时予以坚决的清除，共产党就会丧失民心，轻则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重则导致国家改变颜色。因此，他在反腐倡廉斗争过程中曾明确指出过：对于犯有贪污错误的人，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查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在斗争中抓住典型重大案件，加以处理，以引起全党的警惕和全社会的重视。当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腐化堕落成为大贪污犯的事实得到澄清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并未因这两个人是老革命、老党员，曾经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功劳而对他们姑息迁就，相反，而是坚决果断地按照有关规定给其处以死刑，这在全党、全社会中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反响，其在当时的影响和意义也极为深远。作为第二代、第三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和江泽民在反腐败的问题上也都曾经多次强调，在新形势下，要加大反腐败的打击力度，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大案要案。邓小平指出：“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了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6](P152)江泽民更加明确指出：“要坚决改变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中发生的违纪违法事件越要严格查处……为了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教育、爱护和警醒广大干部，为了维护法纪的尊严，对敢于无视法纪、违法犯罪的干部，必须用重典。不论是谁，不论职务多高，该受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该重判的坚决重判，决不手软。对查处干部违法违纪案件，不准说情，更不准袒护和包庇。对瞒案不报、压案不办，或设置障碍、阻挠查处的，纪检机关要严肃处理。”[7](P504-505)据此，2002年12月至2007年6月，全国纪律检查机关共立案677924件，结案679846件（包括十六大前未办结案件），给予党纪处分518484人。查处陈良宇、杜世成、郑筱萸等极少数高级干部严重违纪案件，依纪依法严肃处理，这既表明了党中央在惩治腐败问题上敢于碰硬、敢于查处大案要案的胆略和勇气，又向敢于以身试法的贪污腐败分子敲响了警钟，使其不敢贸然胆大妄为。
  （四）“肃贪廉政”要与反对官僚主义同步进行。对于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人民群众判断其是否真正能够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往往把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的好坏作为评判的第一个依据，而思想、工作和作风好坏的依据又是看党员干部是否染上了官僚主义的恶习。正因为如此，党在领导反腐败的历次斗争中，都反复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对于搞好反腐倡廉的极端重要性问题。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就指出：“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此次精兵简政的工作中，在展开全国规模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在进行反对贪污和反对浪费的斗争中，同时展开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凡在其所属机关、部队、团体、学校或企业中发生了严重的贪污现象或浪费现象，而事前毫无觉察、事后又不厉行惩治者，称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虽然没有亲手参加贪污行为或浪费行为，亦应以失职论处，决不宽恕。”[8](P209)新世纪之初，江泽民也深刻地指出：“现在，在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群众反映最大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形式主义，二是官僚主义。这必须引起全党上下的高度重视，必须痛下决心把这两股歪风煞住，越快越好……官僚主义作风，要害是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有的干部无所用心，有的作威作福、欺压群众，引起了干部和群众的强烈不满。对官僚主义作风，我们不仅要认识它的危害性，而且要深刻认识它产生的根源。官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官本位’意识……这种‘官本位’意识，流传了几千年，至今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也自觉不自觉地做了这种‘官本位’意识的俘虏，于是跑官、买官、卖官的现象出来了；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骗取荣誉和职位的现象出来了；明哲保身，不思进取，但求无过，一切为了保官的现象出来了；以权谋私的现象出来了。当前，‘官本位’意识的要害，就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任，只对自己或亲属或小团体负责。其危害极大。因此，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意识，必须狠狠批判和坚决破除。”[9](P133)其实，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党能否治理住日益严重的官场腐败问题，也确实取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成功与否。

三、中国共产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由于腐败蜕化变质导致失败的教训屡见不鲜。所以，杜牧著名的《阿房宫赋》结尾处写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应该说，这一古训对于任何一个想立于不败之地的政党来说都颇有启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优良的作风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为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同样，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确实振奋人心，催人奋进。但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很多条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党的建设。只有把党的建设搞好了，党风政风端正了，党才能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否则，这一目标就很难实现。为此，在今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党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认真做好工作：
  （一）必须大力加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在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思想建设问题。在战争年代的恶劣环境下，经过千锤百炼，党的队伍比较纯洁，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也比较高。党执政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在一些人看来，这时候的入党不仅不会再担当什么风险，而且还可以捞到好处，即为“当官”创造条件。这样，“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10](P875)因此，在执政的条件下，重视和加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是摆在党的建设面前的又一大任务，因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0](P1094)为此，“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务必带头加强党性锻炼，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严以律己，防微杜渐。党员领导干部不论职务高低、党龄长短，如果放弃世界观的改造，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就会身败名裂。因此，一定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问题。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应该思想境界更高一些，坚持党的事业第一，坚持人民的利益第一，为国家、为民族奋不顾身地工作。有了这样的精神支柱，站得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对个人的名利待遇等等，就能够正确处理。只有这样，人生才有意义，生活才充实。”[11](P456)
  （二）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时向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如何能够避免“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毛泽东很自信地回答：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2](P164)这实际上就涉及到如何正确利用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监督作用的问题。其实，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就一直对其进行着不懈的尝试和探索，但非常可惜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却陷入到“群众运动”的误区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运作体制的大背景下，试图以通过提高物质生活待遇和依法治国等途径来解决党员干部的腐败问题，但却同样陷入到了另外一种误区，即不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实际上，人民群众监督的实质就是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因为权力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支配他人的力量，权力不受限制，就会被用来谋取私人利益，侵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要保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受侵犯，就必须对权力实行必要的监督和制约，使其运行规范化、合理化，防止权力的畸变和滥用，避免腐败行为的发生。在监督体系中，尽管内部监督最直接、最具有约束力，但却离不开人民群众监督这种最直接与最有效的方式。因为任何一个党员干部都是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只有人民群众对他们的言谈举止最熟悉、最了解。对此，“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加强自律意识，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领导干部手中有权，求你办事的人多，遇到的诱惑和考验也多，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把握住自己，洁身自好，清廉自守，千万不要干‘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蠢事。同时，大家都要正确对待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监督这个问题。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是一种警戒，是一面镜子，经常想一想、照一照，检查一下自己有什么不足和缺点，及时加以改进和纠正，对自己的成长有好处。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如果对自己的缺点视而不见，对自己身上的毛病讳疾忌医，发展下去，没有不出问题的。有些人一听到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就反感，认为是对自己的不信任。这种思想要不得。很多人出问题，就是出在放松了自己的世界观改造，逃避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上。越是职位高的干部，越要自觉接受监督。”[4](P445)
  （三）必须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中华民族历来都很看重领导者的榜样作用，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就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警世名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虽然是党的领袖，国家的元首，但他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作风，确实为全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据他的卫士们的回忆记录，五六十年代，他只有两套比较好的衣服，一套是参加开国大典的礼服，一套是访问苏联时的礼服。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经常穿着带补钉的衣服，有一件睡衣上补了67个补钉，另一件睡衣上有59个补钉。他睡的是硬木床，枕的是白布荞麦皮枕头。全家人的伙食费，包括招待客人的开支，平均每天只有3元。他一贯坚持原则，从不以权谋私和插手新属、朋友、同学的工作安排，只让他们找当地政府量才使用。他对亲友和同学的关心，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尽其所能，决不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给他们特殊照顾，更不准他们作特殊公民。他对子女从不溺爱，总是严格要求，从不让他们搞特殊化。毛泽东的这些行为也深深地影响着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董必武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使其成为廉洁奉公的模范。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党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勤政廉洁的一代新风，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党风、政风、军风、民风，永远为后人所称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无不对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倍加重视。江泽民曾经特别告诫全党：“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群众中树立什么形象，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我们有些同志总是抱怨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方面的问题，但却没有仔细想想，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我们领导干部、与我们自己的示范作用发挥得如何有什么关系。‘己不正，焉能正人’？一个领导干部如果腐败变质，就可能影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风气，就可能使更大范围的群众对我们党有意见。这方面的教训已经不少，我们应当警钟长鸣。”[13](P155-156)
  （四）必须高度重视制度建设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结合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汲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十分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中的制度建设，先后制定并实施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等一系列反腐倡廉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的框架已初步形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如此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中的制度建设问题，是因为“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问题的解决，“光批评，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酬制度，据说二流子也积极起来了，也没有思想问题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14]（P472-473）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懂得这样的道理，即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中虽然说制度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无论怎样好的制度，都不能保证工作中不会发生严重的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没有这些，人们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15](P572)正因为如此，党在今后的党风廉政建设过程中，就“要把加强制度建设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政治优势，深入细致地进行思想教育，用党员干部的党性和政治觉悟来保证制度的贯彻落实。要教育党员干部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尤其要防止和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努力增强抵御各种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侵蚀的能力。拒腐防变的思想长堤越坚固，就越能自觉接受党组织的监督，也就越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16](P1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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