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例如，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陈云的一贯主张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尽管后来他同意关于计划经济为主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导性计划也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的提法，[64]但仍然坚持“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65]而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正如前文所说，一开始虽与陈云一致，但后来思想有了很大发展。1989年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还说：“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66]而到了1990年，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则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67]1991年他在视察上海时更加明确地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68]直至1992年春天，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论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69]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共十四大决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同时又指出，这种体制“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70]这期间，社会上出现了“邓陈不和”的议论，对此，陈云没有从正面回答，而是采取迂回的方式作了澄清。那年6月，李先念逝世，邓小平提议陈云写一篇悼念文章。陈云利用这个机会，在文章中专门写了对于经济特区的看法。他写道：“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接着，他又由此引伸到对经济建设中一些新事物的看法，说：“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71]这篇文章公开发表在中国各大报纸上，抑制了有关他和邓小平关系问题上的种种猜测。

　　纵观改革开放初期的陈云与邓小平的关系，可以说他们彼此间的合作与相互补充是主流，是第一位的；差别与分歧是支流，是第二位的。而且，差别与分歧也不在于要不要改革开放，而在于如何改革开放上。陈云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反复指出：“体制改革势在必行”[72]；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它的意义不下于私营工商业改造”；“体制改革，农业先走了一步，我看工业、财贸系统也势在必行。”[73]但在改革的步骤、方法上，陈云更强调改革“步子要稳”，“要从试点着手”，“要‘摸着石头过河’”；[74]邓小平则着重于“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75]“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76]过去有一种舆论，说邓小平是改革派，陈云是保守派。对此，邓小平在1987年同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舒尔茨谈话时，给予了间接批驳。他说：“有些人对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但不是完全不赞成。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77]他这番话是客观的，也是准确的。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陈云十分尊重，非常重视他的意见；陈云也始终把邓小平视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每当中央发生政治上的困难，都坚定地站在他一边。1980年，陈云支持邓小平关于华国锋不宜再担任党中央主席，应由胡耀邦接替的意见。他说：“小平同志当党的主席，众望所归。但是，我相信，小平同志不愿意干，极力推耀邦同志来干”。[78]1987年，赵紫阳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云约他来谈话，开头就讲：“我们国家，在目前第一位的领导人是小平同志。”[79]1989年春夏之交，由于赵紫阳和邓小平在对待动乱问题上发出了两种声音，北京出现无政府状态。陈云提前结束在外地的休养回到北京，坚决支持邓小平关于不能再让步的讲话，并连续找一些老干部、老将军谈话。他召集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开会，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并要求新闻单位对外发布消息。政治风波平息后，他在党中央关于赵紫阳所犯错误的报告稿上批示：“倡导改革开放的，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80]

　　陈云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之所以能相互支持与配合，绝不是偶然的。他们青少年时代有着大致类似的经历：一个在资本主义影响比较深的上海当过学徒，一个在资本主义的法国勤工俭学过，而且都在年纪很轻时投身于革命事业。他们在革命队伍里有着信仰基本一致的处事风格和政治态度：都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念，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搞小圈子，都不赞成延安整风中“左”的做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一起揭发过高岗分裂党的阴谋，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正是这些，使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政治上的高度信任。

　　1956年，当中共七届七中全会酝酿八大选举问题时，毛泽东特别就提名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的问题，向全会介绍并高度评价了他们两位。他说陈云“是个好人”，“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住要点”；说邓小平“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比较顾全大局”，“处理问题比较公正”。[81]50年后的2005年，薄一波在《我对陈云同志的思念》一文中，又提到那次毛泽东向大家介绍陈云和邓小平时说过的另一段话：“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今后要由他们“登台演主角”了。他随即写道：“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陈云同志作为这个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们卓越地发挥了‘登台演主角’的作用，成功地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82]我认为，无论毛泽东的评价还是薄一波的阐释，都已为历史所证明。改革开放初期，有邓小平和陈云为国家合作撑舵，这是中国的幸运，中国共产党的幸运，中国人民的幸运。他们合作的成果，不仅给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良好基础，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对中国政治生活产生着深远影响，成为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政治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