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之三：在分歧面前以改革开放大局为重

　　古今中外任何志同道合的政治家之间，都不可能完全没有分歧意见，问题在于分歧的性质和对待分歧的态度。邓小平和陈云虽然都主张改革开放，但在一些问题上同样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不承认有分歧，不是唯物主义；过分夸大这种分歧，甚至把他们的关系描绘成权力斗争，更有背历史的真实。实际情况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当他们出现分歧时，要么一方放弃自己的观点，要么彼此求大同存小异。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都把维护党的团结和改革开放大业作为最高原则。

　　邓小平始终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全党全民都应当把现代化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因此，在他第三次复出后，十分重视利用当时有利的国际条件，要求加快从国外引进设备和技术。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之前，他约谷牧谈话，听取出访欧洲国家的汇报，强调要“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50]但是，当后来陈云提出，现在经济比例失调情况严重，要把各方面比例先调整好，再加快发展；不能只考虑从国外引进项目，还要考虑国内提供配套资金的能力；对外债要分析，真正的自由外汇很少；现在国际市场是买方市场，只要国际关系不出大变化，这个有利条件不会失掉等等意见之后，他部分放弃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赞成陈云同志那个分析，外资是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问题是怎样善于利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快地见效，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51]“我们引进每一个项目都要做到必须具有偿付能力。可以先干两件事再说。陈云同志的意见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研究，我赞成这个意见，应该这样来研究。”[52]从这些话中不难看出，他对这个问题，虽然保留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但从总体上是同意陈云意见的。

　　同样，陈云在遇到同邓小平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也往往表示赞成邓小平的意见，起码不再公开坚持自己的观点。

　　例如，在经济特区问题上。陈云曾在1981年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说过：“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广东不是全省特区，福建也不是全省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当然，来料加工，合资经营，现在许多地方也在做，但不能再增加特区。……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53]1982年春节，他约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几位负责人座谈，再次强调：“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54]但是，当邓小平在1984年初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55]，并请他们向陈云汇报。陈云听后，明确表示赞成邓小平的意见。接着，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会议，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建议开放天津、上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形成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委托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的谷牧向正在杭州休养的陈云汇报。陈云再次明确表示，同意开放14个沿海城市，同时也指出：现在特区还没有“拳头”产品，要它那里搞“拳头”产品有困难；外资企业产品要有一定比例内销，但对有发展前途的国内工业应当保护；特区不要搞自己的货币，如果一定要搞，发行权一定要集中到中央。[56]显然，陈云在这件事情上总体上向邓小平的意见靠拢，但也保留了一些自己的观点。

　　再例如，在党员雇工问题上。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在个体私营者雇工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论。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和陈云的意见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都主张看几年再说；不同的是，在看待党员雇工问题的侧重点有一定差别。1982年底，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农村雇工限额问题发表意见，指出：“过去国务院规定最多不超过七个，现在实际上多了一些。究竟限不限，限几个合适，还要看一看。但对这类问题，报纸上不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看一段时间以后再说比较稳当。”[57]但1983年底，他在中央常委传阅《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送审稿时，看到上面有允许共产党员雇工的规定，感到不妥，随即批示：“雇工政策还可以再看几年，即使出一点问题也不可怕。”但“对党员雇工要慎重。党内对此存在不同意见，中纪委也有个意见准备报告书记处。因此，这个文件是否先不作规定，由书记处再讨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需要充分讨论。小平同志在八大党章报告上讲：‘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现在形势虽然比那时有很大发展，但对党员的基本要求还应当坚持。看这个问题的利弊，不仅要从现在看，而且要从若干年后来看。”为稳妥起见，他特意把这个批示先送给邓小平看，然后再送中央书记处。[58]邓小平看后，批示“中央书记处再议”。[59]根据陈云的意见，文件在发出时，删去了有关允许党员雇工的规定，并明确要求对农村雇工要加强管理，认真调研，以便条件成熟时做出具体政策规定。[60]后来，中共中央书记处否定了中纪委制定的《加强党的纪律的若干规定》中有关党员不准雇工的规定，认为雇工有多种情况，十分复杂，涉及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只有进行调查研究，才能对党员雇工作出合理的规定。邓小平也对雇工问题表示了两点意见：（一）“看两三年，没有什么了不起，将来经济发展了，如果有了偏差，一个命令就可以收回来。”（二）“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要提倡党员搞合作生产，我们终归是要搞社会主义的。”[61]1985年底，有人在谈话中说到，农村党员干部在发展经济时，有的带领群众共同致富，有的带头个人致富，有的依仗特权谋私致富，雇工经营者得到上边特殊扶植，占用公有资源、大量贷款。他听后表示，对第三种情况要控制，可以收累进税；并再次指出：“雇工，我说看两三年是必要的。”“有一个报告说，雇工经营出现是必然趋势，不可避免的，现在要考虑如何纳入轨道。这个意见对。”[62]1987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个体经营者之外又提出了“私人企业”的概念，并明确私人企业雇工人数可以超过对个体经营者的限度。[63]此后，陈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再发表什么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