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之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相互支持、配合和补充

　　政治领导人由于分管工作和看问题角度的不同，有时也会在某些事情的关注重点和认识迟早深浅上产生差别。因此，事业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他们尤其是核心决策者之间能否汲取对方的长处，并给对方以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各项事业之所以进行的比较顺利，很大程度正是依赖邓小平与陈云之间这种相互支持、配合和补充。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国国民经济因十年动乱而显现比例严重失调的状态。然而，由于多年来注重基本建设投资而忽视消费的惯性作用，也由于受广大群众要求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尽快抢回来的急迫心情的影响，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仍然延续过去那种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要求1985年粮食和钢的产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和6000万吨，还要建十大钢铁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并把“跃进”的希望寄托在大量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上。对此，陈云在1978年夏天的国务院务虚会期间就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对李先念和谷牧等国务院领导人说：“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19]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除了那篇要求在政治上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发言之外，还作了一篇主张经济建设上既要积极又要稳重的发言。针对提交会议讨论的1979、1980年经济计划草案，他提出要用外汇先进口粮食，说现在有中美联合公报，可以直接向美国买粮食。减少国家粮食征购，可以让农民喘口气，多生产棉花、肉类、食用油、食糖，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解决城市居民吃穿用等消费品不足的问题。他还提出，从国外引进工业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项目排队，如有所失，容易补上；窝工，就难办了。”[20]对生产和基本建设作计划，“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否则，“挤来挤去，胖子挤了瘦子，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21]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在审阅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1980年经济计划安排草案上批示，“宁可降低指标”，“减建某些项目”，也不要留物资缺口。[22]并把新华社一份反映计划委员会安排计划还在留物资缺口的材料，批给华国锋、邓小平等人看。邓小平很快明确表示：“对今明两年的计划，陈云同志提了意见，他说有物资缺口的计划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计划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一些项目。这个意见很重要，请计委再作考虑。”“我们对经济建设的方针、规划要进行一些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见效快、能赚钱、创外汇多的，宁肯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到一九八五年钢产量不一定非要搞到六千万吨不可。”[23]

　　对于陈云下决心调整国民经济的主张，邓小平从一开始就给予了大力支持。1979年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建议在国务院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大事的决策机构，由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姚依林、王震、余秋里、谷牧、薄一波等10人为委员。信中还提出，要用两三年时间进行经济调整；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和国内投资能力。[24]向中央写这封信，乃至由陈云出任拟议中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都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有的就是邓小平的建议。[25]

　　一周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1979年的计划进行修改和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问题。会上，陈云作了系统发言，指出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外资和外国技术不仅需要，而且要充分利用，但要“把期限延长一点”。[26]对于调整，当时领导层中认识不完全一致。邓小平在讲话中表示完全赞同陈云的意见，指出今后三年的中心任务是调整，还说：“陈云同志提出，二○○○年搞八千万吨钢，有道理。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27]会议最终决定，用三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统一管理全国财经工作和调整工作。

　　由于领导层中的不同认识没有做到迅速统一，调整方针在贯彻中遇到很大阻力。尤其1980年初提出制订十年规划后，一些人急于求成的思想又有所抬头，使许多该退的项目没有退下来，全年积累率仍高达30%多，财政赤字继续突破100亿元，商品供需差额和货币投放增幅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一年。面对这种局面，邓小平给了陈云更大的支持。他在同年11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听取国务院的汇报会上，请陈云“讲几句收场”。陈云说：有人认为搞调整是“耽误了时间”，“从鸦片战争以来耽误了多少时间，现在耽误三年时间有什么了不得。”“历史上讲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再机会主义一次。”“经济工作中‘左’的东西没有肃清。基本错误是‘左’的东西。”随后，邓小平讲话，表示赞同陈云的意见，说“想问题的方法，要着眼于退得够不够”；经济增长速度如果保持不了5%，4%也行。他还请陈云在此后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就国家经济政策“作一篇发言”。会议根据邓小平、陈云的讲话精神，将1981年经济计划又作了调整：工农业总产值由原定6955亿元降为6800亿元，基本建设投资由原定550亿元减为300亿元，比上一年降低40%。[28]